一生歷盡苦難的詩人聶甘弩晚年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這句詩正可概括本卷《民主英烈傳》中所寫到的五十位人物。本書中所記述的五十位在1990年之後辭世的民主英烈，以出生日期而論，從1900年代至1990年代，橫亙了九十年的漫長光陰。他們的生命歷程各不相同，卻具有兩個共同點：其一，他們都是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的求索者、捍衛者，同時也必然是中共極權主義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反對者（這種反對，發生在他們各自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有的人覺悟較早，有的人到了晚年才大徹大悟）。其二，因為他們的反對，他們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招致了來自中共政權的種種迫害與摧殘，乃至於家破人亡，但他們如屈原一樣「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反叛以及對反叛的反叛在本書所記述的人物中，在1930年代末之前出生的，也就是在民國時代度過其中年、青年或少年時代人物，絕大多數都有過左傾、親共、參加共產黨乃至在共產黨內擔任要職的經歷。他們不惜背叛原有的階層和家族，青春熱血地投入到中共革命之中。比如：出生地主家庭卻帶頭共了自家的家產、後來擔任總理及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中共文宣部門任職的欽本立、劉賓雁、林牧、戴煌，中共在香港布設的草蛇灰線般的地下黨組織成員的司徒華，從海外趕回「新中國」服務兵成為毛澤東御醫的李志綏，出身「敵對階級」的流沙河、林希翎，作為中學生的更年少的譚蟬雪、方勵之，甚至作為「天然左」的美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梅兆贊和愛德華茲·李，無不如此。
20世紀中葉的中國，左禍何以掀起滔天巨浪？這一方面是中共的宣傳和統戰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中共更多地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非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輕而易舉地俘獲了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心靈。另一方面則表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崩解，中國變成一處廣袤空曠的「跑馬場」，在英美清教秩序和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尚未進入中國之際，包括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內的各種左派思潮卻更迅速地搶佔了思想觀念之高地，將中國帶往萬劫不復之深淵。
近年來，關於一群晚年覺悟的前輩，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兩頭真」的說法，即早年投共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晚年反共也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因為真理只有一個，只能有「一頭真」，不可能有「兩頭真」，如果「兩頭真」，就不必「以晚年之我反對早年之我」了。據傳愛因斯坦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青年時代不是左派，則沒有良心；中年之後還是左派，則沒有理性。」這句話也是不成立的（愛因斯坦本人的思想就左傾）。那些青年時代親共、投共的人物，往好了說是「純真」，但實事求是地說乃是「愚蠢」——「愚蠢」可以勉強予以諒解，但不值得讚美。更何況，「愚蠢」的結果往往是參與中共的作惡——趙紫陽參與過血腥的土改，其他那些左派學生賣力地替中共散播謊言。不能美化他們早年的錯誤選擇，也正因為他們身上有早年的原罪，他們晚年的反叛才尤為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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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那些青年時代就不是左派的人，既有良心，又有理性。在那個赤禍滔天、人人唯恐不左的時代，仍有人以火眼金睛看透中共的本質，持守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咬定青山、巋然不動。比如，本書中寫到的天主教的主教龔品梅、基督教獨立教會的師母劉景文（王明道的妻子），都是從基督信仰和聖經真理中找到戳破共產黨謊言和抵禦共產黨暴力的武器。藏傳佛教的僧侶班旦加措，則是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囑中認識到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相：共產黨就是其預言中邪惡的「大紅龍」。他們從未被共產黨所蠱惑，他們的先見之明和擇善固執更值得後人效仿和標舉。
本書的人物中，還有另一群反叛者，乃是「對反叛的反叛」。他們出身於中共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家庭，卻義無反顧地成為其反叛者。比如，中共開國大將、權傾一時的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中共幹部家庭出身的楊小凱、胡踐、華春輝、丁建強，以及中共派駐香港的左派文人領袖羅孚之子羅海星，如果他們承襲父輩之蔭蔽，完全可以過上錦衣玉食的好日子，但他們「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毅然與可讓他們點石成金的體制決裂，寧願孤獨地流亡，寧願淪為階下囚，寧願被羞辱與踐踏，寧願付出生命代價。他們的背叛可歌可泣，正所謂「烈士之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仗節以配誼也」。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慕義不分先後，反共也不分先後。本書所記述的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選擇站在中共的對立面，卻站在正義與自由一邊。
最早的反對，是在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和宗教迫害中，龔品梅身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三十一連、劉景文身陷「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二十年，他們寧願將牢底坐穿也要持守純正信仰，但主流社會和知識界對他們的遭遇幾乎視而不見。
隨後，在反右運動中，大批自以為是「第二種忠誠」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或準右派）、淪為賤民，包括欽本立、劉賓雁、戴煌、許醫農、流沙河、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方勵之、賀星寒等人。苦難之始，亦是反思之始。
在文革中覺醒的，是後來成為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楊小凱以及毛的御醫李志綏。楊小凱在牢獄中目睹了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自由精靈，李志綏則在毛的深宮中看到了「打天下的光棍」的幽暗真相。
在西單民主牆時代步入反對陣營行列的，則有湯戈旦、李贊民、劉士賢等人。而鄧小平對民主牆的始亂終棄，表明鄧與毛乃一丘之貉。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展開帶有異議色彩的文學藝術創作和思想探索的，包括嚴正學、周倫佐、孟浪等人。他們將各自的工作延續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給後世留下豐厚的文學、藝術、思想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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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多國民推向中共之敵對陣營的，則是六四槍聲。六四是當代中國史的轉折點，也是很多人生命的轉折點，幾乎所有抗爭者都與六四存有某種特別的關聯——因為反對開槍殺人，趙紫陽從中共總書記淪為「國家的囚徒」；曾經的「毛粉」梅兆贊在天安門廣場被軍人打掉牙齒、打斷手臂，從此成為西方觀察家中對中共暴政最嚴厲的批判者；原本是普通家庭主婦的周淑莊和尹敏，因痛失愛兒，加入「風雨雞鳴」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影響一代青年學子的方勵之，先遁入美國館，再踏上終身的流亡路；原本是香港貴公子的羅海星挺身而出，參與「黃雀行動」，為朋友捨命……為六四坐牢的良心犯還包括：王在京、曹思源、胡踐、吳學燦、李金鴻等人；為六四而流亡異國他鄉的還有趙品潞、丁建強等人。他們的人生被定格在那個血腥的夜晚，正如詩人孟浪在一首紀念六四的詩歌中所說：「他們的血，停在那裡/我們的血，驟然流著。//哦，是他們的血靜靜地流在我們身上/而我們的血必須替他們洶湧。//他們的聲音，消失在那裡/我們的聲音，繼續高昂地喊出。//哦，那是他們的聲音發自我們的喉嚨/我們的聲音，是他們的聲音的嘹亮回聲。//在這裡——/沒有我們，我們只是他們！//在這裡——/沒有他們，他們就是我們！」
在1990年代以來的維權運動中，湧現出更多草根維權人士，如紀斯尊、華春輝、郭洪偉、張六毛、毛黎惠、黃春榮、梁凌杰等人。他們或死於看守所和監獄，或死於酷刑和折磨，或死於困苦和疾病，或死於孤獨和絕望，他們較少被外界關注和報道，公共領域關於他們的資料相當有限，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一張清晰的照片。在中南海獨夫民賊眼中，他們是螻蟻，是韭菜，是人礦，是奴隸。但實際上，他們是頂橡樹的牛犢，是填海的精衛，是移山的愚公，是逐日的夸父，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是被中共竊取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無論是「黑暗中的抗爭者」系列，還是「民主英烈傳」系列，我們都將用更多篇幅來記載這些籍籍無名的英雄和烈士。
他們是微弱的少數，卻是可以改變歷史的關鍵少數一如既往，本卷特別關注那些看似微弱的卻也是能夠改變這個國家未來的「少數派」，正如聖經中所說，一點點酵母能使整個麵團發酵。以性別而論，本卷中的女性包括：劉景文、許醫農、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周淑莊、尹敏、鄧麗君、梅艷芳、鄭艾欣、毛黎惠等十一位。魯迅的感慨，亦可用在她們身上——她們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正是「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
以族裔而論，少數族裔的人物有：湯戈旦（滿族）、欽本立（蒙古族）、班旦加措（藏族）、高玉蓮（蒙古族）、才旺羅布（藏族）等人。他們當中，有人為普世的民主自由吶喊，有人為本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抗爭，最終亦是殊途同歸。
以宗教信仰而論，廣義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為數眾多：龔品梅、劉景文、許醫農、司徒華、愛德華茲·李、林希翎、嚴正學、曹思源、楊小凱、紀斯尊、王策、趙品潞、劉士賢、李金鴻、丁建強等人。其中，楊小凱和王策對基督教憲政主義研究頗深，其著述對未來中國的民主化和憲政轉型極具標桿意義。本卷還收入兩位藏傳佛教信徒——作為僧侶的班旦加措和作為世俗信徒的才旺羅布——的故事，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可以透視，藏傳佛教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抵禦能力遠比漢傳佛教強。本卷中也記載了作為法輪功信徒的鄭艾欣的故事，儘管作者本人對作為龐大的新興宗教體系的法輪功的很多做法持懷疑和批評態度，但作者肯定和表彰那些甘願為其信仰和信念受苦、獻身的普通法輪功修煉者。
以職業而論，本書特別記述作為藝人的鄧麗君、梅艷芳、才旺羅布的故事。他們身處如同染缸的演藝界，卻「修身絜行，言必由繩墨」，跟今天那些爭先恐後地跪舔當權者的無良藝人相比，宛如雲泥之別。
以國籍而論，本書收入梅兆贊與愛德華茲·李兩位美國人。中共政權以無孔不入的統戰術縱橫國際社會，將若干親共、媚共的西方政商文化名流冊封為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實，他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真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應當是梅兆贊和愛德華茲·李這樣的人：前者以筆為投槍，揭露出中共蹂躪中國人民的真相；後者創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終身以反共為志業。
反共不是職業，而是志業。反共不是爭名奪利的舞台，而是「一簑煙雨任平生」的義路。反共不是「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看今日中共政權之橫征暴斂、無法無天，看今日反共陣營之種種怪現狀，更覺發掘民主英烈之精神遺產殊為重要與必要。比如，本書中所記述之王在京，是一位以裁縫剪刀謀生的殘障人士，是青島第一批腰纏萬貫的商人，卻衝冠一怒為六四，入獄多年，出獄後貧病交加、潦倒而逝。本書中所記述之趙品潞，是曾被學生領袖輕視和排斥的工自聯領袖，流亡美國後，不取嗟來之食，幹搬家和裝修的重體力活，自食其力且慷慨助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他們比檯面上那些長袖善舞、誇誇其談者更讓人尊重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