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允晨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余英時一九八七年離開耶魯，應聘去普林斯頓大學前，曾賦詩一首，寫成一條幅留別孫康宜教授夫婦。據我多次去他們住所所見，那條幅一直掛在孫教授的書房內。

此集所收舊作多涉及古代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如今匯為一編，可算是對我荒廢已久的早年學業作個盤點交代。其間的因緣際會，所歷的文運人事，跌宕衝突中曾如何歪打正著，挫折歧途上又何以有所玉成，且容我下文委曲道來。

1995年夏季我的羌族地區勘察之旅，主要目的是了解整個地區的梗概，並設法選個最適合的田野調查點。依據我在美國所習的社會人類學，這最好是個與外隔絕的，由經濟生產、社會組織到宗教信仰皆自成體系的一個村落。後來我聽說，松潘小姓溝埃期村便是最偏遠的一個羌族山溝村寨。埃期村也是毛老師（克木杰）的家鄉﹔他是我在羌族地區最早認得的幾個朋友之一。

1994夏季在我學術生涯中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對曾是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在此之前兩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又在這一年得到馳名國際學界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終身聘職，40歲以後的學術生命中還會有什麼可令人振奮的轉變？

1994年夏季我首次來到汶川，在此我認識了幾位威州師範學校的老師。雖然認得這幾位朋友，對往後十年我在本地的田野行旅十分關鍵，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我在威州大橋頭的一段經歷。

小李醒來之後花了一點時間才想起自己在什麼地方，以及前一晚發生了什麼事。他跳下床，跑到孫奶奶家的窗前。那堆燒掉一半的書籍和樂譜仍在冒煙，他們家的鋼琴側面已經燒得焦黑，斷裂的琴弦從琴身裡往外翹，看起來像是某種報廢的武器。灰燼像白雪般散落在庭院中，衣服和紙張也被丟得到處都是。他們家的前門躺在走廊上，碎玻璃在清晨的陽光下像冰晶般閃閃發亮。小李穿上衣服，打開門的時候孫奶奶正好睡醒。

琉球群島的島嶼散佈超過100公里，其中台灣與與那國島之間、宮古島與沖繩島之間的二處海峽較寬，島嶼隱身於水平線下，無法目視隔壁的島嶼（63頁．圖2-4）。舊石器時代的人們，至少跨越了其中一處海峽，移居到石垣島、宮古島、沖繩島等島嶼上。綜合目前人類學、考古學的證據，可知舊石器時代的人們極可能是從台灣北上，跨越了包含上述二海峽在內的五處海峽，最後抵達沖繩島。

我們終於完成計畫的最終目的—正式實驗航海。如今，是時候來面對至今保留的提問了：「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們，為什麼選擇跨海前往島嶼？」

6月11日凌晨，竹筏舟究竟是不是三萬年前的航海舟？答案即將揭曉。

暖流黑潮從南方流向的日本列島，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海流，國際上也稱之為「Kuroshio」，在台灣外海的流速達秒速1∼2公尺，寬度最大可達100公里。本次計畫最後要挑戰的台灣－與那國島航線，必須橫跨此巨大的黑潮。去年草捆舟挑戰只不過是遇上它的分流，就已輕易地被搏倒，但最後我們要面對的是比分流更強大的本流。這次在台灣住宿集訓、測試竹筏舟，其實有一部份的目的也是為了親身體驗台灣海域、瞭解黑潮。

無勇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上篇談到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對媒體的控制迄未放鬆，但臺灣當時整體的局勢，民主、開放已箭在弦上，勢所必行，民間的民主運動幾乎遍地烽火，所謂的「黨外」浪潮已勢不可擋，民營報紙除了聯合、中時兩大報外，高雄的臺灣時報、臺中的臺灣日報，言論均偏向「黨外」，即使言論空間狹小，對於「黨外」人物的活動、主張，以及民間對他們的支持，仍不吝刊載，甚至偶有大篇幅的報導。

二○一八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

英國大文學家狄更斯在他的鉅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中，有一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二○○八年初，我應一個紐約讀書會成員們的要求，壯著膽子給余英時先生寫了一封信，請問他是否可以給我們紐約的一些讀書會同仁做一個講座，談談他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上的一些成就。在信中我偷偷塞進了自己的一點私貨兒——一份我在二○○五年紐約讀書會所作的關於波斯南《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的首次講座摘要，那是為了介紹我們紐約讀書小組的情況。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余先生居然答應了我的請求。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現在已不到外面做講座了，但對我們可以破一次例。我真是喜出望外。於是我把時間定在五月份，地點就在我的家裡；因為我們都住在普林斯頓周圍，余先生住校園以南兩英里一個竹林縱深的幽靜區域，我則住在校園以北三英里的一個小鎮上。

漢語世界的讀者對於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位政治理論家的大名現在大都已經是如雷灌耳了，然而對於這位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列奧·斯特勞斯（LeoStrauss）的再傳弟子和薩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真傳弟子的廬山真面目，由於國際風雲的時刻變化，卻仍然猶如是霧裡看花，難以準確地看透其真相。

父親習慣在清晨時刻喚醒他，一同去散步，在異國的城鎮裡，沿著一條街一條街走著。年邁的父親向他述說和老家相彷的地方，譬如山色、樹顏甚或灰黃的泥土，他無法印證也無從知曉，只有初秋早開的蘆葦花絮，以及霜花，像極了父親的髮色。有時，沉默的走著。

2020年2月26日午夜，從P4逃回住所的Kcriss，在直播黑屏中隱約浮現，戴護目鏡的頭部陰影，如眼眶空洞的骷髏。他呼呼喘粗氣，卻又竭力要屏住呼吸，接著是安全局在敲門，他一動不動，可窸窸窣窣的衣服聲音還是透出黑屏，他在下意識發抖！海內外的吃瓜群眾們趴在防火牆頭，不斷通過留言給他出主意，他兩次將手機屏幕對準大夥兒，上面顯示：「他們在撬門！」突然，手機嘀嘀響了兩下，他急忙按了靜音。大夥兒看不見，卻能感覺到他在黑暗中流淚了。

朋友夫婦領Kcriss到一幢自稱旅館的樓裡登記入住，然後告辭。這兒太空了，他在過道踏幾下腳，回聲傳很遠。作為「公民記者」，他的前輩陳秋實來武漢就住附近另一幢樓，被抓捕前夜，還在房間直播，最後哽咽著說：「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你共產黨嗎？」—宿命啊！Kcriss的首個直播節目，外景有高鐵上下，圍城內外、天色明暗，還有被區政府暴力徵用為武漢肺炎輕症隔離區的軟體工程職業學院書包、課本成堆的校舍，而主播室和陳秋實一樣，就一臥房，只能坐床邊播報。但他的鏡頭、縱深和音效處理都相當專業：

武漢封城改變了Kcriss的人生，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省會被封，也是第一次。大年三十，中央電視臺在演播幾十年雷打不動的春節聯歡晚會，牛頭馬面，載歌載舞，齊誦「眾志成城，抗擊肺炎」，香港戲子成龍登臺，高歌「問我國家哪像染病」，激起一片嘩然。而Kcriss卻收到一段微信：

Kcriss、陳秋實、方斌，是武漢封城一個月以來，民間社會自發湧現的三個「公民記者」。他們都在國內微信和微博被封號之後，不約而同地翻越防火牆，轉戰YouTube搞疫情直播，眨眼間就擁有數百萬觀眾，紅極一時，被大夥兒稱為「自媒體三劍客」。這與武漢肺炎一樣，在中國當代歷史中，前所未有。首位本土記者叫方斌，五十七歲，服裝售貨員，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稍後回到故鄉武漢，繼續參與地下民運，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可國保對其「作案前科」瞭如指掌。他們還得知方斌平時沉默寡言，藉酒澆愁時，才會發幾句天馬行空的反動牢騷，卻口齒不清，小泥鰍翻不起大浪。可沒料到2月1日，自我介紹為「一個普通人，一個蠢人」的方斌，突然跑到武漢市第五醫院，猝不及防，舉起手機就開拍。鏡頭先是醫院過道，等待檢測的患者們東倒西歪，他逮住人就問：「死人了嗎？在哪裡？」接著返身出來，正迎上一輛廂式運屍車，車的側門和後門半開著，方斌毫無懼色地湊過去，邊指點邊拍攝邊嘆氣：「死這麼多啊……一個、兩個、三個……七個、八個收屍袋，哎呀，五分鐘不到，就抬出來八個？你說什麼？昨天還要多？哎呀，這麼多人就這麼死了……」

他終於逃入樓底車庫，電動欄杆剛剛在屁股後放下，國安的車就到了。如果換做國保，就撞斷欄杆進來了，可素質略高的國安在千鈞一髮之際，竟然剎車，打電話叫保安。這是一個高檔住宅區，車庫很大，可由於嚴格的封城戒令，已拉閘停電多日。在伸手不見五指中，Kcriss也不敢開燈，他憑著多次進出的記憶和眼力，兜了大半圈兒，在密如蜂巢的蟄伏車輛中，摸索到一個車位。熄火剎那，國安就晃著大燈過來了，他整個趴下去，屏息靜氣，國安的車速慢下來，大燈在左右車位間掃來掃去，他的窗玻璃也被掃過了，但過去了，如一個鬼影，他溜下車，黃鼠狼般竄到電梯口，用鑰匙上的感應卡開門，電梯亮了，他們立即撲過來。

2020年2月26日，二十五歲的Kcriss起了個大早，他像往常一樣，裹上鎧甲般的防護服，蒙上口罩和護目鏡，遠遠望去，恍若登月宇航員。

平時品茗，我喜歡佐以YokuMoku（日本小蛋捲，據說為皇室喜愛的甜食）；這時內心便浮現普魯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追憶似水年華》起筆的一幕——男主角邊啜飲茶點，邊信手拈來「瑪德蓮」（Madeline）小甜餅；心頭霎時湧上朦朧的小確幸。

甫進台大歷史系，頭一年必須修習「人類學導論」，該門課係由人類學系的先生輪流就各專題做講演；居中李亦園（一九三一—二○一七）老師的授課，最為生動有趣，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考試成績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還來問我是否要轉系，可是因為和歷史系諸位同學已經有了不解之緣，只好決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勵，之後又去旁聽了李老師的「原始宗教」、「人類學方法論」，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進修，也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常到人類學系旁聽課。日後，我會特別關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來有故。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註：「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是科技部的教育計畫，每年招收200名高中生進行14天的人文社會課程訓練，由各領域專家主持。迄今已舉辦了19屆。）

我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受的是制式填鴨教育，以背書為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我小學唸東門國校，是一所很大的學校，位於仁愛路與林森南路（當時叫上海路）交口處。記得導師是李松貴，受日本教育，非常凶狠暴力，幾乎每天打人。

台灣民主化的契機主要來自四股力量：黨外的奮鬥、美國的干預、菁英分子的願望以及台灣的省籍對立，而我們這一代躬逢其盛。在民主化開端的多股力量較勁之際，蔣介石絕對是站在鎮壓的立場；而蔣經國就複雜多了。

到底鐵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種浪漫的追尋？

不知怎麼就走上了長安西路，這是通往舊倉庫的路。我很少這樣走過，過去都是騎摩托車快速通過，一路經過新加坡舞廳、馬來亞餐廳，以及海霸王本店，看到了海霸王本店招牌，倉庫也就到了。倉庫位在西寧北路上，在台北市的西北邊塞。

探訪的當天，我從別處趕過去，比預定的時間提前到，尉老師還在整理當中，就先和剛從巴黎回來的任之聊聊。幾個月沒見到任之了，他問我的近況，也問蒙迪安諾的《環城大道》何時要出版？大約明年二月吧，我說。他正在讀一本蒙迪安諾的小說，覺得有代表性，也很迷人，曾極力對我推薦，但不知為何，我就是對《環城大道》情有獨鍾，非得把它出版不可。他還告訴我，他的一個作家朋友就住在蒙迪安諾住家對街的樓上，從他家客廳的窗戶下望，可以看見蒙迪安諾的書房。好小的世界，果然，沒有人是孤島。很好奇蒙迪安諾的書房是何等光景，在書房裡蒙迪安諾又是何等模樣。巴黎，真是有意思的隱者之城。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

「台灣的文學，在日本統治時代，比任何藝術部門，總受著更大的壓迫，和歪曲事實的鉗制，在五四運動以後，台灣就有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此間已有不少傑出的作家。」

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動所導致。起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外在因素無疑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台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台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台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台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1990年秋，當時我還是日本的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正決定以二戰後初期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互動，以及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殖民後」的二戰後台灣變局為中心，展開往後的研究課題。為了蒐集研究資料，除了遠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調查資料，並受到當時還任職於胡佛研究所的張富美教授之熱心幫助，至今我仍非常感謝她。此外，還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尋找歷史的軌跡。因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瑜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協助，我從秦賢次先生處輾轉取得了魯迅、陳儀的摯友，台灣光復後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先生未公開的日記（從1940年8月1日到1948年2月18日逝世當晚），因為相當具有史料價值，我立即和長期從事魯迅研究的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商量，北岡教授認為應該設法出版，以供更多學者利用。後來，透過陳漱瑜先生的聯絡、介紹，我在台北拜訪了時已過古稀之年的許壽裳先生次男許世瑮先生，又在北京拜訪了許壽裳先生的最小女兒，已過還曆之年的許世瑋女士，經過多次的「道德勸說」後，他們同意將尊翁的日記交由學術機關無償出版。

關於冷戰的起源，一般咸認為是二次大戰期間，曾經聯手對抗德國、日本的美蘇兩國，在日、德敗戰大勢底定之後，為了二戰後國際勢力版圖的劃分，美蘇對立更加顯著時開始。而冷戰的結束，則是在波蘭等東歐各國共產體制瓦解，柏林圍牆倒塌的1989年，冷戰共維持了40多年。從去年開始，中國、美國、台灣的現代文學學界，不約而同的籌備召開冷戰與現代文學關係的相關研討會，冷戰與現代文學再度成為文學研究者的關心課題。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當時的日本政府開始處心積慮，意圖以台灣作為其進軍南方的「南進論」基地。戰前所謂的「南方」—「南洋」地區，分為「內南洋」的南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與「外南洋」的東南亞地區。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區域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南部的「南方共榮圈」，在日本的產業資源、貿易出口、軍備、軍事等方面佔有重要位置。二戰中，「太平洋戰爭」對日本而言，主要戰場有3個區域，包括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中日戰爭、以及對英、法、荷與各國殖民統治的英屬香港、美屬菲律賓群島、英屬馬來亞的馬來半島、法屬印度支那的中南半島（今天的越南）、荷屬印度尼西亞（今天的印尼）、英屬緬甸、英屬印度等區域的東南亞戰爭。戰前日本人的瘋狂狀態，至今仍是集體精神史分析的重要個案之一。

192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蔡培火為了推行地方自治運動，開始進行議會設置請願歌的創作、美台團的電影解說……等民眾啓蒙運動。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完成了〈咱台灣〉這首詞曲，並開始在自己推動的運動中大力宣傳教唱。隨著一九三○年代台語流行歌曲工業的興起，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便把這首原本帶有啓蒙運動性質的歌曲，推上大眾文化的消費世界；更特地邀請同樣具有本土政治運動背景的歌手林氏好灌錄這首歌，並在唱片中附帶歌詞印刷品進行販售。

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的傳教士、博物學家們開始進行台灣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調查，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台灣研究開始進入近代知識生產的體制與網絡。起源於西方的近代學術體制與知識分類架構，雖然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識生產架構，取代各地既有的知識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