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
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我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鬆鬼見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他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我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我後來研究的對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適都是安徽人，但這跟地緣一點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從來沒有很深的鄉土意識。剛好這幾個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這些人時沒有注意是哪裡人，更不是認為他們是我的同鄉，我一定要予以表揚。朱熹雖然說是徽州婺源人，實際上是在福建出生與長大的，所以他在理學上是歸於「閩派」的。我根本沒有考慮朱熹跟安徽的關係。事實上，我本來並沒有計劃要寫朱熹，只是由於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二、文字禍
我鄉居九年，可記之事甚多。這裡姑且只說兩個比較特殊的經驗。
第一是私塾的教育，鄉間沒有現代小學，因此我在十二歲以前只好在私塾讀書，十二歲以後則到鄰縣如舒城、桐城去上初中。私塾是由一位先生教十幾個學生，讀的全是傳統課本，分為初、中、高三等。初等讀《百家姓》、《三字經》；中等讀《四書》、《古文觀止》；高等讀《左傳》、《史記》、《戰國策》、《詩經》之類。我前後大約上過三個私塾，每次都不到一年。其中最好的一次是在我十一歲左右，老師的名字叫劉惠民，大約四十歲上下，他的學問在我們鄉間算是最好的，因為他早年曾在安慶上過新式學校。跟劉先生讀書時，我先在中等組，但他也讓我旁聽高等組。他講書很靈活，引人入勝。我在這一組漸漸能提問題，解答文本中一些疑難，他便讓我升入高等組了。總之，我感覺在劉先生教導下，古典文學上的訓練得到了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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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記的是，他把我們引進了作詩的大門。春天到來的季節，劉先生忽然非常熱烈地寫起詩來，而且也指導學生習作。他從平上去入四聲開始教，因此先教我們背「天子聖哲」四個字，剛好是四聲；然後又介紹我們用詩韻。當然，《唐詩三百首》中的五、七言絕句也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並不是因為這兩句特別精彩，而是因為我們很快便發現，原來他正和一個年輕寡婦鬧戀愛。這位少婦偶然到我們講堂附近走動，面帶微笑。所以詩的字面似是寫講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實是寫人的。他後來娶了她，但結局並不圓滿，夫妻生活似乎不是很愉快。
我鄉居九年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遭遇是無意中闖了一次嚴重的文字禍，幾乎送了小命。這件事在六、七十年後本已記憶模糊，但最近因為香港電台拍一部關於我的紀錄片而全面在我腦海中恢復了。香港電台翁志羽先生（已故）為了製片不辭勞苦，帶著攝影人員專程到潛山官莊去採訪我早年的親戚、族人、鄰居等。我已離鄉六十年以上，真正和我熟的人已沒有了，不過還有人記得我在十三、四歲時闖的文字禍。翁先生回來告訴我採訪所得，幫助我恢復了記憶。這件事大致如下：
在八年抗戰時期，安徽省成了桂系（廣西）的勢力，省主席李品仙是李宗仁的部下，廣西軍隊也盤踞在安徽各縣。大約在一九四三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我才十三歲左右，並未見過杜營長，也未親見他為非作歹的劣跡，但是我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詳細，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忽然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我寫狀子完全是洩憤，並不真是要送呈營長的上級，因此寫完了，便留在我的書桌上，後來我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但是無巧不成書，不知為甚麼我去了一趟舒城縣，有好幾天都不在家。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我家來詢問甚麼事，被引進我的書房，他無意中發現了我的狀子，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去看。據說杜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因此他先派人到我家來逮捕我，以便審問出真正背景。但因我不在鄉，他才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當面追究。這些鄉紳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認，都說不過是一個淘氣孩子的遊戲之作。事後有人告訴我，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營長解憂，營長喝得大醉，醉後失聲痛哭，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相關的人（包括我在內）全部槍斃。這當然是情感極端激動下的威脅語言，但當時真的把我們一鄉的人都嚇住了。
大概這件事發生的一、二日後，我夜晚從舒城回到官莊，先經過鄉間唯一的一條街（官莊街），街上熟人見到我，好像見到鬼一樣，臉上帶著一種恐懼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只催我趕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亂跑。這是因為杜進庭的營部便在附近，他們怕我被發現而捉將營裡去。不過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待我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闖下了大禍，使全家都吃驚受累。家人怕杜營長聞風來抓人，把我連夜送到一位行醫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風險。家人和平格族兄都一再追問我為甚麼寫這一惹禍的狀子，我實在答不上來。
事過境遷，我已無法重建寫作時的心理狀態了，但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卻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平格族兄年已四十多，平時很嚴肅，不苟言笑。那晚接待我，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大意如此）不只他一個人，其他年長的親友也一改常態，把我當作大人，甚至戲稱我作「小先生」。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結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譏評。我可以說是被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是不自然的。
這一「告狀」事件還有一個尾聲。時間稍久，杜營長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不過，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和我在一個晚上吃酒用餐，談話中順便考考我的詩文知識，最後他相信狀子是出於我之手，而我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我記得他臨走時還緊緊和我握手，表示願意和我成為忘年交之意。這一場鬧劇就這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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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余英時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