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以人文精神鍛造公民社會─讀余英時《人文與民主》

2014-12-19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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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余英時而言,上下求索只愛真理不事權貴的獨立知識份子最是可貴。(資料照/宋小海攝)

對余英時而言,上下求索只愛真理不事權貴的獨立知識份子最是可貴。(資料照/宋小海攝)

他們本可以接近過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為榮的典範,但他們卻沒有被教會認真地去對待它們,就像對待他們自己充滿活力的可能性一樣。這正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的問題。─布魯姆

我喜歡讀比較口語化、比較生活化的演講稿。唯有洞悉宇宙人心所有秘密的智者,才有深入淺出的本事,用最簡樸最精煉的話語,表達最深邃最博大的真理。《論語》是弟子們記載的孔子日常的言談,四福音書的主體部分也是門徒們記錄的耶穌的言論,而五四時代很多學術大師的講義本身就是可以出版的專著。我也很喜歡閱讀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得主的演說集——雖然同是獲獎者,但演說洗盡鉛華、展露本相,不待一兩個段落過去,講者的精神境界便高下立現。而在當下浮躁淺薄的文化界,在電視和廣播中滔滔不絕的名嘴滿坑滿穀,但敢於將自己的講稿整理出版的,卻寥寥無幾。因為,他們說的基本都是廢話。

魯迅、宗白華、唐德剛、余英時等學人都有演講稿結集問世,講稿是從他們一生治學的成果中萃取之精華,卻又讓受過中學教育的普通人都聽得懂、看得懂。在余英時的數十本著作中,《人文與民主》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包括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講演文稿和七篇舊作。余英時很早就關注人文研究在華人社會的發展,對人文研究被嚴重忽視深感憂慮。而人文教育匱乏、人文精神不振,必然導致公民社會成長緩慢,無論是彼岸的中國大陸仍然受制於共產黨的一黨獨裁,還是此岸的台灣民主憲政在質的方面進步緩慢,都與之有著直接的關係。

人文精神是民主憲政的「背景文化」

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是作者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臺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先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提升民主體制的品質。

五四是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化的起點,此後百年華人世界的光輝與苦痛,都與五四不無關係。余英時梳理了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史,對五四一代先驅的缺失提出補充和糾正:「『五四』時期的知識領袖們堅信中國最需要的兩大精神價值是『科學』和『民主』只有在這兩大價值實現之後,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現代文明國家。就此一認識而言,他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崇拜科學有時未免過甚,竟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極端,這在所謂『科學人生觀』的爭論上表現得最為清楚。科學主義的心態使他們忽視了人文修養對於民主社會的建立所可能作出的貢獻。」長久以來,中國人缺乏執著的宗教信仰和形而上的思維方式,當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主義「大舉入侵」之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迅速與之產生廣泛和深刻的共鳴,「科學主義」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不容置疑的價值系統。現在,是到了對此加以糾正的時刻了,如余英時所說:「我的〈人文與民主〉講詞即在正式提出這一新問題。我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決不能僅限於科學。」

如果說「民主」需要「共和」加以平衡,那麽「科學」也需要「人文」與之配合。余英時說,他在這裡說的「人文」並不是指狹義的「人文學」,即與「自然科學」相對峙的學問;他用的是一種廣義的概念,即「背景文化」。也就是說,民主憲政的體制需要人文精神作為深厚的「背景文化」。考察清末民初中國民主憲政實踐的失敗,正是因為缺乏此種「背景文化」。當民眾仍然自認為臣民而非公民,如何參政議政?

比制度意義上的民主更重要的,是支持民主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余英時指出:「民主與人文在近代西方是共同生長起來,二者互相加強、互相支援。深一層看,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其實便是『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一般交涉的具體反映。……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保證了思想和發表的自由,這是文化創新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文化不斷創新則不僅提升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水準,而且特別有助於它的政治品質的改進。」這一段話對兩岸都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對於台灣而言,余英時希望台灣的民主更自覺地向品質提升的方向發展,目前台灣的政黨競爭囿於族群對峙,而少有像英美先進民主國家那樣基於不同價值的政黨分野;對於中國而言,余英時從來不憚於批判中共的獨裁暴政,如果中國不能確立民主制度,思想和言論自由就缺乏基本的保障,文化創新和知識經濟自然也無從談起。

歐洲傳統、美國憲法與清教徒精神

那麽,西方民主的「背景文化」從何而來?余英時認為:「西方民主的『背景文化』,可以說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開始的,而『人文主義的教育』則在西方近代文化中一直發揮著主導的作用。正是由於人文教育的不斷發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品質才得以逐步提高。」余英時的「民主觀」深受杜威、羅爾斯等美國偏向左翼的政治哲學家之影響。而杜威、羅爾斯等人重視啟蒙主義的傳統,忽視宗教改革的傳統。如果梳理真實的歷史進程就會發現,僅有啟蒙主義無法形塑近代以來的「美國的民主」。

美國雖然不以基督教為國教,但美國確實是一個由清教徒創立的國家。從艾德蒙·柏克到托克維爾再到馬克斯·韋伯,在考察「美國的民主」的時候,都將清教徒傳統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在美國所繼承的來自歐洲的兩大傳統中,清教徒精神的影響力和滲透力甚至超過啟蒙主義。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指出,清教徒精神帶來的個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現代性中極為重要的成分」,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思想都極為重要。然而,這個面向常常遭到現代自由派知識分子刻意的貶低和忽視。

緊接著,余英時舉出美國憲法的例子來說明「美國的民主」是一個動態的、上升的觀念。美國憲法「在兩百多年中經過很多次的修訂,每一次都體現了民主領域的擴大和品質的提高。我們只要稍稍考察一下每次修訂的內容,便可看出這是和當時文化與思想領域的新發展,密切相關的。」但余英時沒有進一步論述美國憲法的宗教信仰源泉——它的根基是聖經中上帝通過摩西向人類頒下的「十誡」。在還沒有美國憲法的時候,那群新移民就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那是同一個教會的教友們,在聖經的保守之下,締造生命共同體的時候,共同簽署的一份契約。

如果將清教徒的精神傳統凸顯出來,「人文精神」的概念必然會有所拓展。人文主義不是人本主義——後者在啓蒙運動之後不斷激化,其末流甚至滋養了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廣義的人文精神當然包括基督教人文主義,伊拉斯謨和加爾文對塑造近代世界的影響,絕不下於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

在這樣一種大視野之下,考察台灣和中國的民主化道路,自然會有新的發現。儘管余英時引述了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觀點「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但他並不完全同意,他指出:「我不清楚南韓的歷史,台灣當然也有基督教長老會,但正面提出民主跟政府直接對抗的是《自由中國》所集結的流亡知識人群體。這個群體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余英時很重視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故而強調《自由中國》的貢獻。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長老教會三個的宣言,早已超越了本土族群及基督教信仰團體的範疇,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自由中國》。

再將目光轉向中國,未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除了那些世俗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力量之外,擁有數千萬信徒的家庭教會,如同當年英國的「不從國教者」,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呢?這是一個更富於刺激性的、尚未有答案的課題。

「異端性的儒家」與普世價值的接軌

除了悉心於人文研究,余英時也十分關心兩岸三地華人社群中民主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領域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性的解釋。雖然他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華人世界發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如天安門屠殺、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劉曉波榮穫諾貝爾和平獎、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等,他從未保持沉默,他一直大聲疾呼,他每一次都站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陣營一邊。

余英時在少年時代即逃離共產中國,此後長期在美國求學、任教和研究,也曾在香港任教。他雖然沒有在台灣長期居住過,卻是一個「台灣女婿」。所以,他對兩岸三地的現狀與發展都富於洞見。余英時指出,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臺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他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接合;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動力。」

我不完全同意余英時對儒學實現「現代轉化」的過於樂觀的期待。不過,余英時所說的儒家,跟習近平所說的儒家和於丹所說的儒家,顯然不是同一個概念,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內涵。在余英時看來,「傳統的儒家,即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綱五常的儒家,不許犯上作亂的儒家,這是傳統的王權皇朝所推崇的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人們稱之為「制度性的儒家」。他毫不含糊地反對這個意義上的儒家,而這正是習近平飢不擇食地找來為殘破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打補丁的「官儒」。對此,余英時形象地指出:「在大陸,某組織提倡儒家,在我個人看來,是一種死亡之吻。」所以,習近平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而是「自尋死路」。對於中共從「批儒」到「崇儒」的「腦筋急轉彎」,余英時明明白白地指出:「儒家是忠恕的,忠恕兩個字,忠是盡自己所能,恕就是對別人採取寬恕的態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個黨、一個政府對一個給自己政策稍微有點批評的人,都要送到監牢裡頭去,那還可能是儒家嗎?」因此,他又怎麼可能接受中共的邀請,成為其統戰對象,「常回家看看」呢?

在「制度性的儒家」或「官儒」之外,還有一支如潛流一般汩汩向前的、具有異議色彩和批判精神的儒家。那就是從黃宗羲到陳寅恪的儒家,那就是余英時特別發揚的民國初年的一支人文主義傳統:與胡適、陳獨秀對立的梅光迪、吳宓,與《新青年》對立的《學衡》,與北大對立的東南高等師範學院(即後來的中央大學)。與「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前者相比,「微斯人,吾誰與歸」的後者處於「歷史的邊緣」。他們的聲音雖然輕微,卻不能被湮沒。他們是古典的,是獨立的,不事權貴,不從大眾,上下求索,只愛真理。這種異端性的儒家,獨立於中國漫長的專制體制之外,而與民主、自由和人權觀念等普世價值有一定的交集。大概余英時就把自己放置在這一精神序列之內。在未來成熟的公民社會當中,此一人文精神的面向,應當是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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