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為了一句話思索良久，離妄想症不遠矣。是否有一種病，妄想自己得了妄想症的病？
差不多一年一次，有人會語重心長的告訴我，「你是好人。」這句話很有意思。這傢伙想必無意把我比作漫畫人物Charlie Brown這個全身上下沒一根壞骨頭的真好人。「你是好人」顯然省略了「其實」，也就是說，「你看起來是壞人，你的言行舉止、待人處事無一符合『好人』的要件，但英明如我洞察你，你的內心其實良善，設若表裡如一，別人就不至於把你誤認為壞人。」思及此，我陷入了疑惑：一旦老子改弦易轍，於外表上扮演好人，外界會不會老是懷疑，我其實是壞人？
很久很久才一次，亦即月亮變藍的時候，會有女性友人對我說，「你的禿頭其實很好看啊！」陶醉之餘，我想了很多：「她在安慰我。多餘的『其實』、『啊』和驚嘆號，在在顯示她和一般人同樣膚淺，同樣認為禿頭不好看。禿頭顯然不好看，否則不該有那麼多人戴假髮；禿頭要是好看，市面上應該販售狀似禿頭的假髮。然而，禿頭在我身上竟然好看；原來，是我在救禿頭，不是禿頭救了我；因為我的存在，人們給禿頭一個機會，甚至認為禿頭性感！相對來說，我那一干頭髮濃密且不時假意抱怨三千煩惱絲的酒友們可悲極了，他們分明被頭髮救了，他們只有頭髮，要是哪天全部掉光，恐怕就不成人樣。」
最近翻到一本書，裡面提到有趣的語言現象，還觸及「好人」這回事。
一個老頭對另一個老頭說，「你為什麼去了基隆，而之前卻告訴我你要去基隆？」
這話說得怪，因為正常說法是「你為什麼去了基隆，而之前卻說你要去台中？」或是「你根本沒去基隆，而你卻告訴我你要去基隆。」然而，人際互動中語言的運作方式鮮少依賴所謂正常邏輯。這兩個老頭之間有一種默契，那就是：人們多半說話不算話。當某人對我說「很高興認識你」，我如何衡量？我無法衡量，也不該衡量，他只是表現禮貌，我也該禮尚往來地說「我也是」。說話不算數是常規，只有瘋子才會打破沙鍋問到底：「真的嗎，這位仁兄？平常初識某人不一定會高興，而且很少很高興，從你的表情也看不出很高興的模樣。每當有人對我說『很高興認識你』，我通常解讀為『他不是真的很高興認識我，只是禮貌』，職是之故，這位剛認識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很高興認識我，你為何要說『很高興認識你』？」
某天，該書作者去醫院探視罹患癌症的朋友，他才對病人說「氣色不錯嘛」，馬上覺得怪怪的。以前探病時，友人氣色再差，他都會以鼓勵和安慰的口吻說「氣色不錯嘛」，但這回不同，根據檢驗報告，朋友的病情已顯著趨緩，且氣色的確不錯，他說的「氣色不錯嘛」在此情境反倒顯得言不由衷了。
體認這個有趣的語言現象，並不意味我們都不該說場面話，更不意味看到病人要說「氣色糟透了！」或者對初識對象說「認識你沒感覺。」要是大家都如此胡來，世界會亂，文明會垮。我女兒十六歲那年學到一個英文字，patriarchy（父權），好不得意。有一陣子她恣意揮灑，隨處濫用：
語言是騙術；除非為了私利或為了害人而說謊，以語言施展的騙術對世界極其有益。後現代理論興起的年代，有一位哲學家堅絕反對後現代，他認為理性溝通仍大有可為，唯當今的危機在於語言已脫逸正常運作的軌道：誠心溝通，不沾一絲偽裝、掩飾、利害、角力、唆使、引誘、嚇阻。所有使用語言的人都知道，如此正常狀態從未存在也永遠不可能存在。
寫到這裡時，作者把康德也扯了進來。即便像康德如此講究真我、實我的哲學家亦曾說過：「整體而言，人們愈文明，愈像是演員。」他的道理很簡單：我們擺出有情的姿態、營造尊重他人的幻覺、做謙卑狀、一副無私的模樣，因為每個人早已明瞭，這一切都不是來真的。扮演文明人對世界有益。一旦人類扮演這些善良角色時日夠久之後，裝出來的美德自然會滲透到內心，沁入了靈魂。這道理呼應著天主教著重儀式的真諦，如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天天跪著祈禱，總有一天你會真的相信上帝；它同時令人聯想傳統戲曲訓練演員的方式裡，一個動作練了千百回萬百次，慧根獨具的演員方能從機械過程裡領略那個動作的內涵而舉一反三。
假意善良導致真正善良。「藉由假裝良善來欺騙他人，我們有助於培養文明社會，而且因為這麼做，我們也騙了自己，把姿態的美德轉化為實質的美德。」甚至可以這麼說，要來真的，就得先搞假的。
因此，我們對別人的要求與別人對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要有欺騙的企圖。私人領域如此，公共領域尤然。一家汽車公司於廣告裡宣稱，只要購買他們的環保車，你就是為環保盡了一份心意。我們都知道廣告在騙人，但沒必要揭穿謊言，因為他們起碼有欺騙的誠意，他們至少不是頂新或日月光集團這種貨色。對於公眾人物，尤其是政客，我們要更加期許他們的欺騙。
沒有比說真話的政客更危險的事了。郝柏村的「皇民說」與連戰的「混蛋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國民黨為了兩人的仇恨語言付出了慘痛代價。仇恨語言讓人沒有猜測的空間，它是一面試圖將異己妖魔化卻反射自己身形的照妖鏡。
文明社會無法接受仇恨語言，但有時文明社會矯枉過正以致搞出了政治正確（PC）的語言。哪天要是看到一部取名為「視覺上受到挑戰的人與頭髮上受到挑戰的人的故事」的電影，你得為它翻譯，改成人人都懂的語言：片名原來是「四眼田雞和禿子的故事」。政治正確的語言不足取，因為它把不成文的默契變成了硬性規定，它把表現真誠的教養變成了人人都得遵守的指令。當PC削弱了語言的曖昧成分時，它反而導致一個僵局：說者戰戰兢兢，聽者滿心懷疑。
黑人：……（你是說「黑人」吧？或者你想的是「黑鬼」？）
今年，美式足球聯盟有意全面禁用「黑鬼」，消息一出，引來紛紛議論，覺得此舉荒謬可笑者居多。為此，《華盛頓郵報》刊出系列報導，探討這個N-word的歷史與現況。訪談裡的年輕世代，包括很多非裔美人，大都認為nigger沒什麼不妥。1990年代的PC運動是針對口不遮攔的反彈，如今語言鬆綁是針對PC的反彈。
（政壇口沒遮攔的代表號，當屬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林韶安攝）
提到口不遮攔，我就想到即將上任市長的柯文哲。競選初期，他那毫無修飾的語言很難不讓人以為他是「白癡」，但看他的行事風格或某些反應（例如聞及連勝文於文宣以釋迦牟尼自況時，他雙手合十說「阿彌陀佛」）卻又讓人以為他是腦袋安插特殊天線的「能人」。莫非他是西方俗稱之「癡智者」（idiot savant），一個有溝通障礙卻天賦異稟的奇人？不過，身為他的市民，我們只希望他是個具備扮演好人企圖的凡人。我們並不期待他不再歧視女性，只要求他不再說歧視女性的笑話；我個人不敢期待他從此衷心看得起人文領域，但希望他尊重文藝的表面功夫要做得到位。
成功地扮演好人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為？但是，這個世界很奇怪，扮好人的風險往往比扮壞人的風險還大。寫出《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易卜生（Ibsen）在當時儼然女權運動的同路人，但爾後卻飽受指指點點，有人甚至認為他骨子裡仍舊是信仰父權的沙豬。與他同時期的史特林堡（Strindberg）再三透過書信、散文、戲劇傳達仇視女性的立場，可是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卻很少拿他開刀。可見，扮好人的公眾人物必須付出不時受人檢驗的代價，總得於適當的時機說出適當的話語，日子過得真他媽辛苦。
康德說，所有人際間流通的美德只是銅板，只有小孩才會把它誤以為是真金。真金不多，德蕾莎修女和陳樹菊女士乃少數中的少數，她們不需要媒體添油加醋，更用不著在攝影機前呶呶不休。然而，大眾就像個小孩，總是將偶像扮演的角色看作實在的真我。他們的失望指日可待。
說好話、做好事，是錯不了的指標。我們可以試著做好人，每晚睡前、面對自己時，以謙卑、僥倖的心情為自己打氣：好險，還沒穿幫。無論如何，千萬不要靠「好人」吃飯。
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徹底欺騙了大眾的同時也徹底欺騙了自己。這時，榮耀沖昏了頭，光芒掩蓋了自我，誤信自己是貨真價實的好人，出門掛著好人勳章，開口如好人語錄，行有餘力更將大眾當小孩似的教導他們如何當好人。此刻，這個人盡皆知的好人彷彿參與一場高賭注牌局，稍有差遲便於彈指間豬羊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