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是否喜歡龍應台，都很難忽視她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伴隨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慘敗的政情動盪，身為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隨江宜樺內閣總辭，一份題為《第一裡路》的辭官聲名，傳遍兩岸三地。有人讀出了她功成身退的圓滿，也有人說她一如既往地高姿態外加煽情。《天下雜誌》則認為「無論上臺或下臺，她永遠都是華人世界矚目的焦點，無論那眼光是讚賞、惋惜，或不認同」。
龍應台的確有這樣的影響力，無論臺灣島內對她的評價多麼褒貶不一，她擔任臺灣最高文化決策者近三年的個人經驗背後，都折射出不少值得兩岸三地共同參考的時代意義。
30年前寫《野火集》時，她以為自己抨擊體制要付的代價是這輩子不會有人請她「學而優則仕」，結果到今年《野火集》在內地（大陸）出版30周年紀念版時，正值越南排華暴動，她不但人在內閣做「部長」，還表示臺灣民間不該一出事就第一時間責難政府——她居然從那個曾用最好的文筆狠批政府的人，變成了會為「永遠在批評政府」的社會氛圍而擔憂的人，單看立場，這的確是360度大轉變，難怪那麼多人會歎息：「龍應台變了。」新當選的台中市長林佳龍兩年前還是民進黨立委時就曾直言「龍應台當了大官就改變自己的價值觀」。
但其實，臺灣也早就變了啊。
龍應台給30周年紀念版《野火集》新寫的序言裡，這樣描述那些隱形的威權：「纏訟中折斷了青春的人想說的話，聽不見。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環境中種種災難背後縮在檔案櫃裡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很寫實嗎？其實她指的是1984年的臺灣。而當年她對抗批判的那個叫威權的「敵人」早已不在，所以她認為「反抗權力權威就是道德」的邏輯不再適用於兩度政黨輪替後的臺灣。
今時今日，她強調要掌握知識權，要深思明辨何時該批判政府何時則該支持——聽起來也有理有據吧？不過身為文人講這些，顯得清醒理性，身為官員去講，聽在民眾那裡的感受就變成了：你在用掌權者的、高高在上、離地的姿態去教曉大家說，我們居然無權反對一個我們賦予了它權力的政府？
錯在角色本身
可能錯的不是文人，也不是對「文人為官」期待過高而失望巨大的百姓，而只是官位這角色本身。
學者和知識份子可以痛快地針砭時弊，肆無忌憚拋出個人見解，對社會中的弊端窮追猛打，他們更多在扮演著創造社會表述、引發公眾思考、刺激政府作為的角色，但一轉身成為「中央級別」的官員，所有個人化的表述和思考反而要統統退居其後，民眾想看到的是「作為」，是實實在在可以量化的政績。
但往往越是制定大政策的部門，能被量化到日常生活中體會得到的指標越不明顯。文化過去三年做得最多的事，是為文化產業修法和訂立新法，單是一部已不合時宜的「電影法」，就從58條刪到只剩24條，但全盤修訂各種冗長法規的工作不但枯燥又漫長，老百姓也根本感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