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媒體的生態也變了，不只臺灣，兩岸三地的媒體幾乎都越來越「報憂不報喜」，媒體很少告訴人們政府有什麼作為——因為那被視為是責任是理所應當的，但政府的任何不作為，不但會立刻被揭露撻伐（這本身當然無可厚非），且往往會被誇大、發酵、資訊半真半假被炮製成激發人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情緒的輿論壓力。久而久之，惡性循環。
「香港文化教父」榮念曾就說過，如今港府的文化對策乾脆就是「不做不錯」，不求發展但求不出爭議。他多次指出，目前港府這種態度是對香港文化環境的致命傷害——其實，「不做」才是大錯。榮念曾認為，香港本來完全具有能量帶動整個中國的文化基建有所變化，可是倘若官僚越縮越後，完全放棄顛覆的可能，整個生態就只能原地踏步，白白浪費了香港真正的優勢：諸如那些民間創意、國際視野與敏感度，以及多元發展的自由精神。
而回到總讓香港感到羡慕的臺灣，直到龍應台辭官了發表述職告白，大家才清楚地知道：原來《公視法》、《電影法》等四個重要法案修完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博物館法」等五個新的法案訂立了。其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前瞻性很值得一提。
香港前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曾經直言不諱：「香港需要一個有文化視野的政府」，因為香港的政務官對文化的想像一向貧瘠。而至少在臺灣，龍應台任內的「文化部」不是完全沒有想像的，她說臺灣本來是個「海洋國家」，但長年來因為歷史脈絡，卻習慣了自己只是海上的一塊內陸，而丟失了海洋感。這個新法案的思路就是把視線重新投向海洋，不只「看見」陸地上的古跡資源，也「看見」縱深海底。
世代交替背後的價值觀分歧
綠委曾痛批龍應台在「轉型正義」的問題上立場模糊，然而難道一個表態的瞬間，比之後帶領同仁從南到北，為白色恐怖的倖存當事人和受難者家屬去做口述史、去耙梳塵封的檔案和遺書更有建設性嗎？學者出身的龍應台重視史觀，她主動爭取去把白色恐怖時期史料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並和各界溝通，希望逐步開放完整卷宗，在30周年紀念版《野火集》的序言裡，她也寫到過高一生被槍斃前那一紙遺書攤開在自己眼前時的百感交集。
如果說這些努力仍顯得大而化之，那至少她任內推動的「臺灣故事島」在我這個外人看來有足夠衝擊力。
寫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她，對「個人史」這件事有很強的堅持，你可以不喜歡她那本書，以及她處理歷史素材時過於私密幽微（乃至片面感性）的個人化視角，卻很難否認她所主張的「從國史、黨史、地方史、產業史之外，開始記錄個人史」這件事的重要意義。當「臺灣故事島」逐漸成為一個網路版的「國民記憶庫」時，它在整個華人地區都變得很有參照意義——龍應台辭官之際，正好是該計畫上線滿一年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