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是否喜歡龍應台，都很難忽視她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伴隨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慘敗的政情動盪，身為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隨江宜樺內閣總辭，一份題為《第一裡路》的辭官聲名，傳遍兩岸三地。有人讀出了她功成身退的圓滿，也有人說她一如既往地高姿態外加煽情。《天下雜誌》則認為「無論上臺或下臺，她永遠都是華人世界矚目的焦點，無論那眼光是讚賞、惋惜，或不認同」。
龍應台的確有這樣的影響力，無論臺灣島內對她的評價多麼褒貶不一，她擔任臺灣最高文化決策者近三年的個人經驗背後，都折射出不少值得兩岸三地共同參考的時代意義。
30年前寫《野火集》時，她以為自己抨擊體制要付的代價是這輩子不會有人請她「學而優則仕」，結果到今年《野火集》在內地（大陸）出版30周年紀念版時，正值越南排華暴動，她不但人在內閣做「部長」，還表示臺灣民間不該一出事就第一時間責難政府——她居然從那個曾用最好的文筆狠批政府的人，變成了會為「永遠在批評政府」的社會氛圍而擔憂的人，單看立場，這的確是360度大轉變，難怪那麼多人會歎息：「龍應台變了。」新當選的台中市長林佳龍兩年前還是民進黨立委時就曾直言「龍應台當了大官就改變自己的價值觀」。
但其實，臺灣也早就變了啊。
龍應台給30周年紀念版《野火集》新寫的序言裡，這樣描述那些隱形的威權：「纏訟中折斷了青春的人想說的話，聽不見。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環境中種種災難背後縮在檔案櫃裡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很寫實嗎？其實她指的是1984年的臺灣。而當年她對抗批判的那個叫威權的「敵人」早已不在，所以她認為「反抗權力權威就是道德」的邏輯不再適用於兩度政黨輪替後的臺灣。
今時今日，她強調要掌握知識權，要深思明辨何時該批判政府何時則該支持——聽起來也有理有據吧？不過身為文人講這些，顯得清醒理性，身為官員去講，聽在民眾那裡的感受就變成了：你在用掌權者的、高高在上、離地的姿態去教曉大家說，我們居然無權反對一個我們賦予了它權力的政府？
錯在角色本身
可能錯的不是文人，也不是對「文人為官」期待過高而失望巨大的百姓，而只是官位這角色本身。
學者和知識份子可以痛快地針砭時弊，肆無忌憚拋出個人見解，對社會中的弊端窮追猛打，他們更多在扮演著創造社會表述、引發公眾思考、刺激政府作為的角色，但一轉身成為「中央級別」的官員，所有個人化的表述和思考反而要統統退居其後，民眾想看到的是「作為」，是實實在在可以量化的政績。
但往往越是制定大政策的部門，能被量化到日常生活中體會得到的指標越不明顯。文化過去三年做得最多的事，是為文化產業修法和訂立新法，單是一部已不合時宜的「電影法」，就從58條刪到只剩24條，但全盤修訂各種冗長法規的工作不但枯燥又漫長，老百姓也根本感受不到。
同時，吊詭的是，並不是說你當大官就不用說話了，很多場合仍然需要表態——但不是表述。譬如龍應台剛接部長時，文化部在籌建「國家人權博物館」，她到立法院備詢，不只一個綠委要求她當場表態「臺灣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誰」？因為她沒能正面給出那個標準答案「蔣介石」，而嘗試去表述「歷史的問題很複雜……」，於是即刻成了眾矢之的。
民眾認為你進入了權力核心就在怯懦回避，背叛了你寫書時曾高舉過的價值。可問題是在那個當下，她確確實實不是作家龍應台啊，她的角色變了。對作家來說，一瞬間的勇氣與態度可能像平地驚雷令人振聾發聵，但對一個政務官來說，一瞬間的態度能代表什麼呢？能為國民黨的不堪歷史贖罪？還是能為幾代人所受的傷害負責？一個官員真有那麼強大的代表性和資格嗎？
立委關切「人權博物館」的籌備情形是職責所在，但或許因為我根本不覺得龍應台個人有能力承擔那麼大的，要靠歷史學家、整個社會乃至時間去給出態度的命題，所以值得思考的反而是，一個「文人」手握公權力後，到底怎麼做才能讓民眾滿意？
如果保持尖銳、對抗、充滿棱角的姿態，那還是留在權力週邊發揮影響力的思路。而入閣後的龍應台，則從「野火」轉成了「溫潤」模式，看待社會分歧和體制局限的眼光都放柔和了。她開始更多去講「換位」、「互相尊重」、「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任何一個文化人滿懷理想進入體制內部的理由，都一定是想實踐某種推動和改變。但很多龍應台自己形容為「連接地下管道」的文化政策上的基礎工程，臺灣民眾卻非常「無感」。這樣的局面其實可以一分為二地去看：一方面，為什麼她以官員身份做的很多事，反而沒有當作家時「被認受」的程度高？另一方面，到底是她的價值觀變了還是整個時代變了？
媒體生態的改變
沒有人會否認龍應台的論述力，但恰恰她過人的論述力反而成了橫在她跟草根庶民間的一道天然隔閡。兩岸三地都耳熟能詳她「在水泥地裡種花」的美麗堅持，可是如此文學性的修辭只能屬於文人，而不該屬於政務官。她把寫文章的感性筆觸一路帶到對文化施政的表述中，一般人聽了就覺得有距離，覺得只是華麗辭藻，空洞不知所云。實際上她的「種花」遠不像聽來那麼有美感，她真正想表達的是：自己身在一個「弱勢」的政府，面對臺灣「強勢」的民間社會內部累積的愈演愈烈的不信任時倍感無力。但文人從來不甘示弱，龍應台也是。直到辭官聲明裡，她也在用文人的修辭，告訴人們「文化部」已經跨出「第一哩路」。
文人從來都不是素人，所以文人當官的最大掣肘，或許是他們很難學會用跟老百姓零距離的姿態去溝通，這直接導致溝通效率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媒體的生態也變了，不只臺灣，兩岸三地的媒體幾乎都越來越「報憂不報喜」，媒體很少告訴人們政府有什麼作為——因為那被視為是責任是理所應當的，但政府的任何不作為，不但會立刻被揭露撻伐（這本身當然無可厚非），且往往會被誇大、發酵、資訊半真半假被炮製成激發人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情緒的輿論壓力。久而久之，惡性循環。
「香港文化教父」榮念曾就說過，如今港府的文化對策乾脆就是「不做不錯」，不求發展但求不出爭議。他多次指出，目前港府這種態度是對香港文化環境的致命傷害——其實，「不做」才是大錯。榮念曾認為，香港本來完全具有能量帶動整個中國的文化基建有所變化，可是倘若官僚越縮越後，完全放棄顛覆的可能，整個生態就只能原地踏步，白白浪費了香港真正的優勢：諸如那些民間創意、國際視野與敏感度，以及多元發展的自由精神。
而回到總讓香港感到羡慕的臺灣，直到龍應台辭官了發表述職告白，大家才清楚地知道：原來《公視法》、《電影法》等四個重要法案修完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博物館法」等五個新的法案訂立了。其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前瞻性很值得一提。
香港前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曾經直言不諱：「香港需要一個有文化視野的政府」，因為香港的政務官對文化的想像一向貧瘠。而至少在臺灣，龍應台任內的「文化部」不是完全沒有想像的，她說臺灣本來是個「海洋國家」，但長年來因為歷史脈絡，卻習慣了自己只是海上的一塊內陸，而丟失了海洋感。這個新法案的思路就是把視線重新投向海洋，不只「看見」陸地上的古跡資源，也「看見」縱深海底。
世代交替背後的價值觀分歧
綠委曾痛批龍應台在「轉型正義」的問題上立場模糊，然而難道一個表態的瞬間，比之後帶領同仁從南到北，為白色恐怖的倖存當事人和受難者家屬去做口述史、去耙梳塵封的檔案和遺書更有建設性嗎？學者出身的龍應台重視史觀，她主動爭取去把白色恐怖時期史料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並和各界溝通，希望逐步開放完整卷宗，在30周年紀念版《野火集》的序言裡，她也寫到過高一生被槍斃前那一紙遺書攤開在自己眼前時的百感交集。
如果說這些努力仍顯得大而化之，那至少她任內推動的「臺灣故事島」在我這個外人看來有足夠衝擊力。
寫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她，對「個人史」這件事有很強的堅持，你可以不喜歡她那本書，以及她處理歷史素材時過於私密幽微（乃至片面感性）的個人化視角，卻很難否認她所主張的「從國史、黨史、地方史、產業史之外，開始記錄個人史」這件事的重要意義。當「臺灣故事島」逐漸成為一個網路版的「國民記憶庫」時，它在整個華人地區都變得很有參照意義——龍應台辭官之際，正好是該計畫上線滿一年之時。
但我個人最早讀到這個以「個人小敘述彙聚成國家大歷史」為理念的計畫時，並沒覺得它真能變成一個「遍地開花」深化到民間和庶民中去的普及行為，甚至認為這很像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理想——因為現實中需要花費大量人力和時間成本去搜集、整理、再上線發佈。單看一個網站本身，我們也無法體會臺灣政府在各個地方乃至偏鄉為落實這個計畫要花多少功夫。
然而上個月，因為九合一選舉的機緣，我去到臺灣西部鄉下，路過虎尾縣一處很不起眼的舊時糖鐵車站時，卻一眼見到陳舊的木頭門廊上，掛著一塊藍色的「臺灣故事島」計畫「故事搜錄站」標牌，牌子上有聯絡收錄故事的專線電話號碼……
全臺灣像這樣的搜錄站有68個，以及兩輛南來北往去收集故事的行動列車，各個縣市的「故事」收集回來之後，就會被歸檔進入「臺灣故事島」的線上平臺。而「臺灣故事島」兩百多萬點擊率的背後，凝聚了17個地方政府、4個生活美學館和300多個民間團體與文史工作室的搜錄團隊與志工的付出——這樣龐大的工程，是龍應台執著地去加以推動的，她看重以庶民為主角的個人史，並相信去挖掘和共用這些個人記憶，有助於令整個社會逐步沉澱出新的共識——儘管在當今的時代，獲得共識這件事在變得愈加艱難。
沒有什麼比以互聯網為平臺的年輕世代的崛起，對文化的顛覆更為劇烈——包括媒體對傳播內容的選擇、整個社會中的情感動員方式、人們獲取資訊的即時性和真確度、乃至人們對傳統「文人」的態度，一切都已變得完全不同。當年的《野火集》如果放在今天發表，同樣的思辨力度和犀利程度，大概都未必能登上「網路熱帖」的排行榜。
所以聰明如龍應台，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新媒體並非只是一個技術，因為技術改變了內容，內容形塑了價值觀。用或不用這種新的傳播技術的人，就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兩種價值觀的群體。」可惜她所辭別的那個傳統政府，並未像她一樣對世代交替之情勢背後那價值觀的巨大分歧產生足夠重視。
而我卻私心慶倖她帶著新的洞見，回歸了文人的舊身份，也許很多人認為，她用三年時間證明了自己是個「不夠好」的文化官員，但畢竟她是那個曾在三十年前引領過整個時代的龍應台，我更願意相信，未來的三十年，她依然會是華人世界最具有反省能力的寫作者之一。
＊作為為香港媒體人，文化評論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