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吊詭的是，並不是說你當大官就不用說話了，很多場合仍然需要表態——但不是表述。譬如龍應台剛接部長時，文化部在籌建「國家人權博物館」，她到立法院備詢，不只一個綠委要求她當場表態「臺灣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誰」？因為她沒能正面給出那個標準答案「蔣介石」，而嘗試去表述「歷史的問題很複雜……」，於是即刻成了眾矢之的。
民眾認為你進入了權力核心就在怯懦回避，背叛了你寫書時曾高舉過的價值。可問題是在那個當下，她確確實實不是作家龍應台啊，她的角色變了。對作家來說，一瞬間的勇氣與態度可能像平地驚雷令人振聾發聵，但對一個政務官來說，一瞬間的態度能代表什麼呢？能為國民黨的不堪歷史贖罪？還是能為幾代人所受的傷害負責？一個官員真有那麼強大的代表性和資格嗎？
立委關切「人權博物館」的籌備情形是職責所在，但或許因為我根本不覺得龍應台個人有能力承擔那麼大的，要靠歷史學家、整個社會乃至時間去給出態度的命題，所以值得思考的反而是，一個「文人」手握公權力後，到底怎麼做才能讓民眾滿意？
如果保持尖銳、對抗、充滿棱角的姿態，那還是留在權力週邊發揮影響力的思路。而入閣後的龍應台，則從「野火」轉成了「溫潤」模式，看待社會分歧和體制局限的眼光都放柔和了。她開始更多去講「換位」、「互相尊重」、「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任何一個文化人滿懷理想進入體制內部的理由，都一定是想實踐某種推動和改變。但很多龍應台自己形容為「連接地下管道」的文化政策上的基礎工程，臺灣民眾卻非常「無感」。這樣的局面其實可以一分為二地去看：一方面，為什麼她以官員身份做的很多事，反而沒有當作家時「被認受」的程度高？另一方面，到底是她的價值觀變了還是整個時代變了？
媒體生態的改變
沒有人會否認龍應台的論述力，但恰恰她過人的論述力反而成了橫在她跟草根庶民間的一道天然隔閡。兩岸三地都耳熟能詳她「在水泥地裡種花」的美麗堅持，可是如此文學性的修辭只能屬於文人，而不該屬於政務官。她把寫文章的感性筆觸一路帶到對文化施政的表述中，一般人聽了就覺得有距離，覺得只是華麗辭藻，空洞不知所云。實際上她的「種花」遠不像聽來那麼有美感，她真正想表達的是：自己身在一個「弱勢」的政府，面對臺灣「強勢」的民間社會內部累積的愈演愈烈的不信任時倍感無力。但文人從來不甘示弱，龍應台也是。直到辭官聲明裡，她也在用文人的修辭，告訴人們「文化部」已經跨出「第一哩路」。
文人從來都不是素人，所以文人當官的最大掣肘，或許是他們很難學會用跟老百姓零距離的姿態去溝通，這直接導致溝通效率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