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當時俞先生的交友圈主要也是一群痛恨「三台聯播」的年青人，在他台中的「豪宅」及台北親友住處的客廳中，關心時政的人們齊聚議論台灣未來政治—而所謂的「未來」也便是如果威權政權倒台後可能的政治情況。記得有一次議論中，有人提到將來會是「集體領導」，忘了是哪一位政治學者（好像不在台灣任教）衝口而出，「所有政治體制到最後實質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一兩個人的手中，沒有什麼『集體領導』這回事」。一語擊醒我這個滿腦子全是不切實際政治想像的大學生。在台中的「豪宅」中，還有另外一位客人，落拓瀟灑的中興大學老師施肇錫，他是史學家施之勉的公子。他總是施然而來，但並不侃侃談論，只是坐在一旁抽菸、喝酒。
當時另外一個談論的主題是俞先生在台大讀書時的室友張光直先生。俞先生經常說到幾件事：一、張光直在學生時代即已獲得李濟的欣賞，李濟在研究室擺一張小桌子，讓張光直在那裡讀書。二、張光直非常用功，經常熬夜，頭上戴了一圈當時日本人做的「散熱器」。三、張光直有時會責備室友：「你們整天玩，為什麼不做點正事呢？」後來張光直先生由哈佛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對於這樣的成就，俞先生不只一次用豁達的口吻說：「人家過什麼日子？我們過什麼日子？」
一九七八年八月底，國防部總政戰部授權黎明文化出資買下台灣日報，形同封禁，俞先生便突然失業了。失業之後的俞先生，最後應聘去了美國，先在加州的遠東時報，後來到紐約的中報、北美日報擔任總編輯。俞先生中、英文俱佳，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代也翻譯過書，他所翻譯的第一本書就是後來年輕學子英語學習時必讀的《狄克遜片語》，領過一、二次版稅，幾十年後竟發現這本書連譯者的名字都被換掉了，俞先生一笑置之。在這些年中，我與俞夫人（陳冷女士）偶有書信來往。一九八七年，我赴美留學時，俞先生的大公子俞璿來紐約拉瓜底亞機場接我和內人。記得當天Eastern航空罷工，是以晚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在前往普大報到之前，我們便住在皇后區的俞府，當時除了日日與俞璿參觀紐約各個聞名已久的景點之外，還曾遠赴西點軍校；記得就在西點軍校的一處花園，我突然被狂蜂猛螫，抱頭鼠竄。
有一次我與俞先生在他的住處旁的小公園閒坐，他告訴我「美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隱居的地方」，對於這句話我曾沉思許久。一九八七年八月末，是俞府全家用車子把我與內人送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宿舍，開始五年多的留學生活。 （相關報導： 馮國豪觀點：穩健的民眾黨需要正確的戰略與靈活的戰術 ｜ 更多文章 ）
我與俞先生第三度盤桓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台北。這時他已應余紀忠董事長之約，從美洲中國時報回台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並且聘我為「主筆」，議論時政。對我來說「主筆」這個工作挑戰非常大，嚴格說來表現也不出色。我當然也隱然覺得這是余、俞兩位先生照顧我，給我一份津貼的意思。當時正是李登輝主政的高峰，我記得有一次談論台灣未來的發展時，俞先生說，李登輝應該是想把台灣交付給國際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