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2):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2018-10-30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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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一九四四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資料照,宋小海攝)

「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一九四四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資料照,宋小海攝)

一、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我童年有系統的記憶是從抗日戰爭那一年(一九三七)回到鄉間開始的。但在鄉間九年中,我從未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我只知道陳獨秀和胡適是兩個著名文化人物,但陳獨秀又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我便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這大概是因為鄉間沒有甚麼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觸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詞。潛山縣處於群山之中,官莊鄉更是閉塞,但是,我們鄉下人卻與「共產主義」關係密切的武裝勢力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支勢力便是「新四軍」。鄉下年長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至於共產黨所奉行的「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似乎便說不明白了,而且也沒有興趣探問。但我一個小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新四軍」即是共產黨的軍隊。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產主義」、「共產黨」都是我不曾聽過的詞彙。

年輕時的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年輕時的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九三八年被收編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為甚麼第四支隊這樣兇惡呢?這必須追溯一下它的歷史背景。(按:以下論高敬亭的事跡,我的主要資料來自已故族人余世儀的〈高敬亭為禍大別山區及其覆亡與翻案始末〉長文。此文後來刊行於紐約《中國之春》和台灣《中國人物》。但我未見刊本,所據為原稿影印本。)

這支武裝力量最早是由一個名叫高敬亭的人組織起來的。高是河南光山縣一個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讀書,先在鄉間結交一些痞子,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歲,膽子愈來愈大,竟幹起殺人越貨的勾當。最後在本縣不能立足,他帶著一群農村邊緣分子,竄入大別山區(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邊境)落草為寇。山區的百姓淳樸,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對這些可憐的鄉民予取予求。同時,他們又大批搶奪槍支,擴大徒眾,到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擁有千人左右,自稱「第七十五師」。再過三、四年,人數激增至數千,則擴大為「第二十八軍」。這支武裝力量是打著「紅軍」旗號展開活動的,但它和「紅軍」之間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組織關係,則外人無從知悉。抗日戰爭發生,國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新四軍」,終於將高敬亭的武裝力量收編為第四支隊,高本人也被任命為支隊司令員。

關於高敬亭及其徒眾在官莊一帶殘殺百姓的事跡,我初回鄉間便開始聽人繪聲繪影地加以描述,後來又不斷有人重複談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產生了一種很深的恐懼感。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這一次高派了徒眾五百多人到高莊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高敬亭(取自維基百科)
高敬亭(取自維基百科)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這是因為死難者之一余誼密(一九七三—一九三五)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誼密先生與我同族而長一輩,他是清末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一九三○年代初退休後,由於經濟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從安慶遷回潛山林家沖(與官莊是緊鄰)。他的被害特別慘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孫也同時遇難。當時報紙對他一門三代被殺之事特別渲染。我這樣介紹誼密先生並非出於宗族之私,最近編成的《潛山縣志》(潛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潛山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中有他的傳記,並無一字貶斥,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莊時,「二一五」慘案才過去兩年,還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鄉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由於高敬亭一向打著「紅軍」、「革命」的旗號,後來又被正式收編為「新四軍」,所以,「二一五」這筆帳是記在「紅軍」或「新四軍」身上的。但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嶸:〈槍聲,在這裡回響—高敬亭將軍傳略〉,《新華文摘》,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不過,他的罪狀並非殘殺百姓,而是不服從延安領導、發展「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而已。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甚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禍,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過一段時期,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佈。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裡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面的水井旁邊。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一九四四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

《余英時回憶錄》書封(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回憶錄》書封(允晨文化提供)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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