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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今天我講「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都是稱心而談，不加修飾，說的是平淡的實話。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

別再等到生命逝去之後　才想起人們曾為此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