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台灣民主化本身的主體性很重要，但有一種助緣無法忽略，便是《自由中國》這份刊物正式提出民主、自由、人權，影響甚大。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認為南韓跟台灣的民主化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我不清楚南韓的歷史，台灣當然也有基督教長老會，但正面提出民主跟政府直接對抗的是《自由中國》所集結的流亡知識人群體。這個群體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民主化結合了外省人與台灣人，這是普世價值，打破任何地區性，甚至文化界線。中國雖然沒有「人權」、「民主」這類名詞，但是類似的意識則是有的。「自由」與「平等」因佛教關係，早已流行於中國，不過現在不能詳說。
胡適之在美國任大使時，曾以「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為題演講，論及中國傳統中也有一些觀念和制度，可以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胡適之在中文作品常嚴厲批評傳統，那是為了打破有些中國人的自大狂；但他在美國的英文文章和演講都強調中國文化的好處，所以看胡適之文章應該中、英文並看，才能真正全面地瞭解他的想法。由於中國文化中潛存著對於「民主」、「法治」、「自由」的嚮往，所以19世紀晚期儒家學者如王韜、郭嵩燾以至於康有為都對西方的政治、法律系統十分讚揚，比之於中國的「三代之治」。總之，《自由中國》一派人提倡的現代價值在1950年代為台灣的人文學術開拓了廣闊的視野。
我首先提到《自由中國》的知識人群體，是因為這一群體對台灣後來的人文和政治生態發生過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台灣今天之有民主轉型，追源溯始，不能不想到《自由中國》。但1949年以後，台灣的人文研究更因為流亡知識人的大批參加而改變了方向。在日治時代，無論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或西方的主流學術與思想，在台灣似乎都是缺席的，大概和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有關。1949年以來，由於大陸上過去第一流的文、史、哲學人大量湧入台灣，島上的人文研究很快便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最近5、60年來，一方面台灣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做出了許多原創性的貢獻，這是世界學術界所承認的；另一方面，西方人文社會學科在台灣不但已根深柢固，而且也經過吸收融化，達到了中國本土化的階段。這兩方面的成就最初都顯然是流亡學人從中國大陸傳布過來的。 （相關報導： 四分五裂─岌岌可危的美國民主實驗：《西方的自殺》選摘（3） ｜ 更多文章 ）
讓我略說幾句關於20世紀上半葉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因為這是1949年以後台灣在這一方面占絕對優勢的歷史背景。1895年台灣割讓之後，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忽然發生了一次大躍動。由於甲骨、金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與新史料大量發現，中國歷史從古代殷、周到中古漢、唐，都必須重新展開研究。當時全世界漢學家都熱烈地參加了這一學術新潮，而中國學者則在這一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如王國維便是早期的一個顯例。接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構成中國人文研究的主流。從20年代到40年代，這一研究領域在中國異常活躍，出產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今天大陸上出版的「國學大師」系列，都是在這2、30年中出現的人物。今天回顧起來，2、30年代中國人文研究可以說是居於領先世界的地位。當年胡適和陳垣曾討論到如何將「漢學中心」從巴黎和日本京都搬到北平。這並不是無根據的狂妄、自大，試看20世紀下半葉的日本與西方漢學發展的情況，便立刻可以發現陳垣、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錢穆、馮友蘭、顧頡剛、李濟、董作賓……這些大師的著作在國際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1949年以後，許多著名的國際漢學作品往往是建立在他們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姑舉一例，以概其餘。荷蘭的許理和（Eric Zürcher, 1928-2008）在1959年出版了一部經典之作《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寫的是漢至南北朝的佛教史。許理和在序言中感謝2位遠東的前輩，都是未見過面的，首先是中國的湯用彤，其次則是日本的塚本善隆。事實上，塚本的研究以北魏為主，湯用彤則完成了漢至南北朝的全部佛教史。所以湯用彤的整體結構對許理和更具參考價值。我們細細比讀二書，便可知其詳。日本漢學界對上述諸大師的研究，也一直在密切注視和跟蹤中，稍稍熟悉20世紀中葉以降日本漢學的人大概都很清楚，不必詳述了。所以在抗戰前後幾十年中，中國人文學術與思想一直處於上升期，「漢學中心」已在不知不覺中轉移到中國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