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段徵收制度的實施造成了台灣社會嚴重的衝突與紛爭，如北市社子島即是一例。若論區段徵收制度的源頭乃是19世紀下半葉執行於歐洲法國、英國、比利時等國的「超額徵收（excess condemnation）」，惟由於其侵害了土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生存權及基本人權，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國最遲至20世紀初期皆已拒絕採用，但我國卻於21世紀仍然大肆採用，是迄今全球宣稱為民主國家中唯一仍在執行此制度的國家。然不諱言的，此制度的實施雖遭致強烈的抵抗，卻也受到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的歡迎，為什麼差異會這麼的大？問題的根源何在？該如何瞭解區段徵收？又要如何解決它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若從公共政策的角度視之，問題的關鍵可能是在於我們該如何進行分類（classification/category），即該由哪一個類別來看待區段徵收？它到底是屬於「土地徵收」？還是屬於「合作開發事業」？這是最為關鍵之處。若欲進行分類，那就必須瞭解何謂區段徵收？很遺憾地，目前的土地法規中對此幾乎是沒有定義，僅於《土地法》第212條第2項有如下規範，「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惟這個定義太過於抽象，不夠明確，形同是套套邏輯，使得區段徵收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遷，而有不一樣的詮釋。直至1986年，政府全文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時，在修法的解釋欄中將其詮釋為：「本質雖仍為政府以公權力強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但事實上，已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從此，政府往往運用其所擁有的壟斷公權力，刻意將區段徵收解釋為是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開發事業，就如同是民間所稱的合建。
惟這樣的定義最為矛盾衝突之處乃是，區段徵收若真的是「合作開發事業」，那雙方不是應該處於公平的位階嗎？土地所有權人不是可以拒絕參加嗎？政府怎可「強制」呢？反之，若政府可以強制土地所有權人一定要參加，而土地所有權人也完全沒有拒絕的權力，那麼它還是「合作開發事業」嗎？不是的，那它已經是「土地徵收」了。即區段徵收本質上仍然是土地徵收，是政府對於人民在《憲法》中所應獲得保障的財產權、生存權及基本人權的強制剝奪，因此仍然必須嚴格遵守土地徵收所需具備的嚴謹要件，如合法性、公益性、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掌權者絕不能恣意的逾越。
然而，非常遺憾地，政府為了挹注自己本身財政上的需求，及協助財團建商派系進行土地投機炒作與累積財富，政府長期以來卻是不斷地逾越那條原本必須嚴格謹守的界線，它屢屢用區段徵收來進行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強制要求那群不願意參加這個「合作開發事業」的土地所有權人一定要加入，逼迫他們必須獻出僅有的土地及家園，由此也造成了許多侵害基本人權的悲劇，如苗栗大埔即是。惟，如前述，卻也有不少的土地所有權人願意參加這個「合作開發事業」，這又要如何的解釋？ （相關報導： 風評：布林肯訪中的「最大成果」 ｜ 更多文章 ）
這則是涉及了上層的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台灣都市計畫的擬訂及變更的權力，幾乎是完全掌握在縣市、直轄市首長，或內政部長的手裡，若依照現行《都市計畫法》，地方政府在擬定及變更主要計畫時，是不用事先對外公開徵詢人民意見的，而是要等到「主要計畫擬定後」才需對外揭露。即所擬定的計畫是在送交審議之前，才須對外公開及舉行說明會。但是由於那時主要計畫已經擬定完成，致使說明會大抵也僅是個橡皮圖章，恐無法產生實質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