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我聽人說目前台灣學界在評估人文研究方面似乎也採用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譬如自然科學領域，以用外文發表文章於國際學報為最高成績。這當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文研究，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史、哲學研究，是否也必須追隨此模式，則大可商榷了。
例如研究中國文學也得用英文發表在西方公認的雜誌上，就太過頭了。不可否認，西方的漢學家用英文、德文、法文發表了不少第一流的論著，但是中國學人的中文研究也有不少是第一流的。人文與自然科學應當各得其所，大家都不應該受委屈。台灣應當努力克服科技當令，視人文為無足輕重的心態。這一心態雖不易改，但卻不能不改。西方固然也有此趨向，但人文學術的地位仍然崇高，不像台灣這樣懸殊。
1959年英國科學家兼作家史諾（C. P. Snow, 1905-1980）發表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象徵著科學已佔上風。依他所言，英國以往管理國家、學術與文化政策者，均為人文科學出身，不懂科學就做決策。此論一出引發很大的爭端，最後變成轟動一時的大辯論。2000年英國最著名的文化記者華特生（Peter Watson））寫了一部《現代心靈：二十世紀知識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時間橫跨1900年至2000年，從科學到人文研究都包括在內。在這部大書中他敘述了20世紀科學漸漸取代人文而建立了霸權的經過，其中特別分析了「2種文化」的爭論。但他同時也指出：人文在西方仍然有其尊嚴，並未被科學所吞沒，否則何能與科學並稱「兩種文化」？華特生在全書之末展望前景，還是寄望於「新人文」（New Humanities）的出現，即人文與自然最後融合為一。
記得80年代在《中國時報》的故董事長余紀忠先生邀請下，我與吳大猷先生有過一場自然與人文科學的座談，由余董事長親自主持，當時我們也就是談這「兩個文化」的問題，我們都承認科學當令是明顯現象，也是現實所迫的，但人文與社會科學還是有應盡的責任，其功能絕不在科學之下，二者互相支援，我們才能有一個合理的社會。
過去，人文與科學在一部分中國知識人的心中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在台灣恐怕也有相似的情況。我希望這一誤解可以早日消除，我們必須認清人文與科學其實各有領域而又互相補充，所以彼此溝通是當務之急。西方第一流科學家自愛因斯坦以下無不對人文修養保持一種真誠的敬意。我想有識度的中國科學家也是一樣，另一方面，人文學者也應盡量學習著去吸收科學成果，只有如此，人文研究才能更充實，並且與時俱進。 （相關報導： 一個市場正在擴大，靠得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限制 ：《現代世界六百年》選摘 ｜ 更多文章 ）
找自己的文化傳統，不隨西學起舞
王國維有2句詩：「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我們可以用來代表他對求知的基本態度。扼要地說，這便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個人的知識不斷去增加，因此必須隨時修正自己前面所得到的論斷。梁啟超也宣稱，他在知識上不惜以今日之我來批評昨日之我。他不贊成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太有成見」，三十歲以後便死守早年的學說，一字不肯改變。這一開放的心態，早在宋、明時期便已發展得很普遍了。明末顧憲成論朱熹和陸象山的不同，提出朱常常覺得自己在認知上可能有錯誤，陸象山則常常自以為是，不承認有任何錯誤的可能。顧氏分別稱之為「有我」與「無我」。即是說，朱熹已擺脫了孔子所反對的「我執」，而象山則未免尚有「我執」。我覺得中國傳統學者這種開放態度和西方哲人大致是相通的。姑舉卡爾．波柏（Karl Popper, 1902-1994）為例，他強調知識並無止境，我們永遠不斷在嘗試與錯誤之中向前摸索。如果理論與經驗不合，我們只能尊重客觀經驗，修改或放棄錯誤的理論。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才是知識的對象。他以「證誤」（falsification）原則取代邏輯實證論者的「證實」（verification）原則，道理便在這裡。因此波柏將科學與宗教及形而上學嚴格地區別開來，後二者追求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修正宗教的信仰或形而上的論斷（也就是不可能「證誤」的）。波柏所說的知識雖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史學。我們所談的人文研究，既是「研究」，當然也和「科學知識」同一性質，最多不過精確的程度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