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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此集所收舊作多涉及古代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如今匯為一編，可算是對我荒廢已久的早年學業作個盤點交代。其間的因緣際會，所歷的文運人事，跌宕衝突中曾如何歪打正著，挫折歧途上又何以有所玉成，且容我下文委曲道來。

琉球群島的島嶼散佈超過100公里，其中台灣與與那國島之間、宮古島與沖繩島之間的二處海峽較寬，島嶼隱身於水平線下，無法目視隔壁的島嶼（63頁．圖2-4）。舊石器時代的人們，至少跨越了其中一處海峽，移居到石垣島、宮古島、沖繩島等島嶼上。綜合目前人類學、考古學的證據，可知舊石器時代的人們極可能是從台灣北上，跨越了包含上述二海峽在內的五處海峽，最後抵達沖繩島。

我們終於完成計畫的最終目的—正式實驗航海。如今，是時候來面對至今保留的提問了：「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們，為什麼選擇跨海前往島嶼？」

6月11日凌晨，竹筏舟究竟是不是三萬年前的航海舟？答案即將揭曉。

暖流黑潮從南方流向的日本列島，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海流，國際上也稱之為「Kuroshio」，在台灣外海的流速達秒速1∼2公尺，寬度最大可達100公里。本次計畫最後要挑戰的台灣－與那國島航線，必須橫跨此巨大的黑潮。去年草捆舟挑戰只不過是遇上它的分流，就已輕易地被搏倒，但最後我們要面對的是比分流更強大的本流。這次在台灣住宿集訓、測試竹筏舟，其實有一部份的目的也是為了親身體驗台灣海域、瞭解黑潮。

上篇談到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對媒體的控制迄未放鬆，但臺灣當時整體的局勢，民主、開放已箭在弦上，勢所必行，民間的民主運動幾乎遍地烽火，所謂的「黨外」浪潮已勢不可擋，民營報紙除了聯合、中時兩大報外，高雄的臺灣時報、臺中的臺灣日報，言論均偏向「黨外」，即使言論空間狹小，對於「黨外」人物的活動、主張，以及民間對他們的支持，仍不吝刊載，甚至偶有大篇幅的報導。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

英國大文學家狄更斯在他的鉅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中，有一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2020年2月26日午夜，從P4逃回住所的Kcriss，在直播黑屏中隱約浮現，戴護目鏡的頭部陰影，如眼眶空洞的骷髏。他呼呼喘粗氣，卻又竭力要屏住呼吸，接著是安全局在敲門，他一動不動，可窸窸窣窣的衣服聲音還是透出黑屏，他在下意識發抖！海內外的吃瓜群眾們趴在防火牆頭，不斷通過留言給他出主意，他兩次將手機屏幕對準大夥兒，上面顯示：「他們在撬門！」突然，手機嘀嘀響了兩下，他急忙按了靜音。大夥兒看不見，卻能感覺到他在黑暗中流淚了。

朋友夫婦領Kcriss到一幢自稱旅館的樓裡登記入住，然後告辭。這兒太空了，他在過道踏幾下腳，回聲傳很遠。作為「公民記者」，他的前輩陳秋實來武漢就住附近另一幢樓，被抓捕前夜，還在房間直播，最後哽咽著說：「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你共產黨嗎？」—宿命啊！Kcriss的首個直播節目，外景有高鐵上下，圍城內外、天色明暗，還有被區政府暴力徵用為武漢肺炎輕症隔離區的軟體工程職業學院書包、課本成堆的校舍，而主播室和陳秋實一樣，就一臥房，只能坐床邊播報。但他的鏡頭、縱深和音效處理都相當專業：

武漢封城改變了Kcriss的人生，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省會被封，也是第一次。大年三十，中央電視臺在演播幾十年雷打不動的春節聯歡晚會，牛頭馬面，載歌載舞，齊誦「眾志成城，抗擊肺炎」，香港戲子成龍登臺，高歌「問我國家哪像染病」，激起一片嘩然。而Kcriss卻收到一段微信：

Kcriss、陳秋實、方斌，是武漢封城一個月以來，民間社會自發湧現的三個「公民記者」。他們都在國內微信和微博被封號之後，不約而同地翻越防火牆，轉戰YouTube搞疫情直播，眨眼間就擁有數百萬觀眾，紅極一時，被大夥兒稱為「自媒體三劍客」。這與武漢肺炎一樣，在中國當代歷史中，前所未有。首位本土記者叫方斌，五十七歲，服裝售貨員，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稍後回到故鄉武漢，繼續參與地下民運，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可國保對其「作案前科」瞭如指掌。他們還得知方斌平時沉默寡言，藉酒澆愁時，才會發幾句天馬行空的反動牢騷，卻口齒不清，小泥鰍翻不起大浪。可沒料到2月1日，自我介紹為「一個普通人，一個蠢人」的方斌，突然跑到武漢市第五醫院，猝不及防，舉起手機就開拍。鏡頭先是醫院過道，等待檢測的患者們東倒西歪，他逮住人就問：「死人了嗎？在哪裡？」接著返身出來，正迎上一輛廂式運屍車，車的側門和後門半開著，方斌毫無懼色地湊過去，邊指點邊拍攝邊嘆氣：「死這麼多啊……一個、兩個、三個……七個、八個收屍袋，哎呀，五分鐘不到，就抬出來八個？你說什麼？昨天還要多？哎呀，這麼多人就這麼死了……」

他終於逃入樓底車庫，電動欄杆剛剛在屁股後放下，國安的車就到了。如果換做國保，就撞斷欄杆進來了，可素質略高的國安在千鈞一髮之際，竟然剎車，打電話叫保安。這是一個高檔住宅區，車庫很大，可由於嚴格的封城戒令，已拉閘停電多日。在伸手不見五指中，Kcriss也不敢開燈，他憑著多次進出的記憶和眼力，兜了大半圈兒，在密如蜂巢的蟄伏車輛中，摸索到一個車位。熄火剎那，國安就晃著大燈過來了，他整個趴下去，屏息靜氣，國安的車速慢下來，大燈在左右車位間掃來掃去，他的窗玻璃也被掃過了，但過去了，如一個鬼影，他溜下車，黃鼠狼般竄到電梯口，用鑰匙上的感應卡開門，電梯亮了，他們立即撲過來。

2020年2月26日，二十五歲的Kcriss起了個大早，他像往常一樣，裹上鎧甲般的防護服，蒙上口罩和護目鏡，遠遠望去，恍若登月宇航員。

平時品茗，我喜歡佐以YokuMoku（日本小蛋捲，據說為皇室喜愛的甜食）；這時內心便浮現普魯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追憶似水年華》起筆的一幕——男主角邊啜飲茶點，邊信手拈來「瑪德蓮」（Madeline）小甜餅；心頭霎時湧上朦朧的小確幸。

甫進台大歷史系，頭一年必須修習「人類學導論」，該門課係由人類學系的先生輪流就各專題做講演；居中李亦園（一九三一—二○一七）老師的授課，最為生動有趣，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考試成績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還來問我是否要轉系，可是因為和歷史系諸位同學已經有了不解之緣，只好決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勵，之後又去旁聽了李老師的「原始宗教」、「人類學方法論」，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進修，也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常到人類學系旁聽課。日後，我會特別關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來有故。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註：「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是科技部的教育計畫，每年招收200名高中生進行14天的人文社會課程訓練，由各領域專家主持。迄今已舉辦了19屆。）

到底鐵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種浪漫的追尋？

不知怎麼就走上了長安西路，這是通往舊倉庫的路。我很少這樣走過，過去都是騎摩托車快速通過，一路經過新加坡舞廳、馬來亞餐廳，以及海霸王本店，看到了海霸王本店招牌，倉庫也就到了。倉庫位在西寧北路上，在台北市的西北邊塞。

探訪的當天，我從別處趕過去，比預定的時間提前到，尉老師還在整理當中，就先和剛從巴黎回來的任之聊聊。幾個月沒見到任之了，他問我的近況，也問蒙迪安諾的《環城大道》何時要出版？大約明年二月吧，我說。他正在讀一本蒙迪安諾的小說，覺得有代表性，也很迷人，曾極力對我推薦，但不知為何，我就是對《環城大道》情有獨鍾，非得把它出版不可。他還告訴我，他的一個作家朋友就住在蒙迪安諾住家對街的樓上，從他家客廳的窗戶下望，可以看見蒙迪安諾的書房。好小的世界，果然，沒有人是孤島。很好奇蒙迪安諾的書房是何等光景，在書房裡蒙迪安諾又是何等模樣。巴黎，真是有意思的隱者之城。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台灣的文學，在日本統治時代，比任何藝術部門，總受著更大的壓迫，和歪曲事實的鉗制，在五四運動以後，台灣就有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此間已有不少傑出的作家。」

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動所導致。起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外在因素無疑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台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台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台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台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1990年秋，當時我還是日本的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正決定以二戰後初期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互動，以及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殖民後」的二戰後台灣變局為中心，展開往後的研究課題。為了蒐集研究資料，除了遠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調查資料，並受到當時還任職於胡佛研究所的張富美教授之熱心幫助，至今我仍非常感謝她。此外，還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尋找歷史的軌跡。因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瑜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協助，我從秦賢次先生處輾轉取得了魯迅、陳儀的摯友，台灣光復後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先生未公開的日記（從1940年8月1日到1948年2月18日逝世當晚），因為相當具有史料價值，我立即和長期從事魯迅研究的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商量，北岡教授認為應該設法出版，以供更多學者利用。後來，透過陳漱瑜先生的聯絡、介紹，我在台北拜訪了時已過古稀之年的許壽裳先生次男許世瑮先生，又在北京拜訪了許壽裳先生的最小女兒，已過還曆之年的許世瑋女士，經過多次的「道德勸說」後，他們同意將尊翁的日記交由學術機關無償出版。

關於冷戰的起源，一般咸認為是二次大戰期間，曾經聯手對抗德國、日本的美蘇兩國，在日、德敗戰大勢底定之後，為了二戰後國際勢力版圖的劃分，美蘇對立更加顯著時開始。而冷戰的結束，則是在波蘭等東歐各國共產體制瓦解，柏林圍牆倒塌的1989年，冷戰共維持了40多年。從去年開始，中國、美國、台灣的現代文學學界，不約而同的籌備召開冷戰與現代文學關係的相關研討會，冷戰與現代文學再度成為文學研究者的關心課題。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當時的日本政府開始處心積慮，意圖以台灣作為其進軍南方的「南進論」基地。戰前所謂的「南方」—「南洋」地區，分為「內南洋」的南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與「外南洋」的東南亞地區。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區域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南部的「南方共榮圈」，在日本的產業資源、貿易出口、軍備、軍事等方面佔有重要位置。二戰中，「太平洋戰爭」對日本而言，主要戰場有3個區域，包括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中日戰爭、以及對英、法、荷與各國殖民統治的英屬香港、美屬菲律賓群島、英屬馬來亞的馬來半島、法屬印度支那的中南半島（今天的越南）、荷屬印度尼西亞（今天的印尼）、英屬緬甸、英屬印度等區域的東南亞戰爭。戰前日本人的瘋狂狀態，至今仍是集體精神史分析的重要個案之一。

192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蔡培火為了推行地方自治運動，開始進行議會設置請願歌的創作、美台團的電影解說……等民眾啓蒙運動。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完成了〈咱台灣〉這首詞曲，並開始在自己推動的運動中大力宣傳教唱。隨著一九三○年代台語流行歌曲工業的興起，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便把這首原本帶有啓蒙運動性質的歌曲，推上大眾文化的消費世界；更特地邀請同樣具有本土政治運動背景的歌手林氏好灌錄這首歌，並在唱片中附帶歌詞印刷品進行販售。

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的傳教士、博物學家們開始進行台灣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調查，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台灣研究開始進入近代知識生產的體制與網絡。起源於西方的近代學術體制與知識分類架構，雖然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識生產架構，取代各地既有的知識體制。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一九八七年八月，《人間》雜誌及人間出版社擬擴充發行人員，在伯堯兄的邀約下，我投履歷求職，獲得陳映真直接面試。在這之前，我已經是陳的粉絲，他在遠景出版的小說及評論集都在我的書架上，《人間》雜誌則從創刊號就期期購買閱讀。陳映真思路清晰，對書報發行有理念，因此相談甚歡，在面談結束之前，我向陳報告「我們的意識形態稍微有些差異」，請他一併列入考慮，他笑笑的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只問我「你何時可以來上班？」九月，我到《人間》雜誌及出版社擔任發行部副理，直屬長官是王拓社長。

曉得「張俊宏」這個人，其實是我從台中市公園路舊書攤購買的《大學》雜誌曾經拜讀過他的文章，行文流暢、文字清晰、說服力頗強，因此欣賞他。擁有這本《展望國是》，應該是在一九七五年前後，而它在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到警備總部以粹梓字第一二一五號函，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第五（違背反共國策者）、第六（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第七（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者）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查禁。

翻開這本《知識人的出路》的小書，我在書名頁寫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購於中英書城，左上角寫了NO.027」，旁邊還蓋了我的第一顆木質藏書章。而當時在台中市成功路上新落成的中英大樓，今日已形同廢墟。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受惠於日本對台灣的獨佔經營，得以順利接收台灣，並迅速掌控台灣經濟，用國家獨佔資本式接管，確立其政治統治基礎。但是，國民黨欲統治台灣，缺乏社會基礎，其社會威權的合理性受到挑戰，因而，除了以「槍桿子」建立其政治社會機制之外，它還必須掌握「筆桿子」來控制文化解釋權，以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同時透過教育體系及傳播媒體強力維護、宣揚一套正統的政治理念，用以強化鞏固政權的正統性。

那是一個闇暗幽瞑的大房間，入夜後，坐在落地窗旁黑色靠背椅的老婦人心情，享受黑暗的溫暖多過白天光亮灑照的太陽。她的身分，隱藏躲避要比目標顯著來得容易容身，更可閃避攻擊。房間電視是永遠開著，因為重聽，音量不小，但也無礙，房門永遠關著，隔了一條轉折的長廊，一個大客廳，聲線不會傳出去，放在衣物內的樟腦氣味也不會滲透出去。一個老婦人留在老世界的回憶，混淆著過去悲喜劇的因果真相，幸福與不幸，是命，不是命，總分不清。目光呆板看著螢幕聲色光影，人物燈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是一個混亂世界，誰對誰錯，有理沒理，無法去理解梳理，只好等待，等待命運帶入下一步，是什麼？也不知是什麼？預設什麼？預防什麼？時過境遷，人隨境轉，已經不是日軍共軍兵臨城下收拾細軟夤夜走難的世紀了。現在敵人是年齡的衰老，力不從心的身體，無處容身的困惑，無人傾訴的苦楚。鬥爭不是明刀明槍，而是暗箭冷弦，酷漠無情，虛親偽情，生活現實，年老體弱，處處捉襟見肘，動彈不得。

夜雲，如靜航的巨鷹翅，擋蔽

我出生在一個沒有火車、山脈、大河與小溪的地方，澎湖雖有著澎湃的海洋圍繞，卻缺乏這些風景。一直到20歲，赴高雄當兵時，才利用休假環島旅行，帶著好奇心和雙眼，親近了這些對我而言，陌生的風景。

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

當年輕人的手指像跳華爾滋舞一樣，一味在手機或iPad上滑動時，臺灣出版家廖志峰心酸地想像：自己出版的紙本書會不會被送進焚化爐，像翩翩蝴蝶一樣在火中紛飛呢？

11日，臺灣好友謝小韞寫信告知《上帝是紅色的》主角之一，109歲的修女張印仙已在彌留之際。我回覆道：「往事如雲湧來，淚水溢出眼眶。」

每逢毛澤東出生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無數毛澤東的粉絲排成長龍去瞻仰毛主席紀念堂水晶棺中的毛乾屍。近年來，若干毛派文人多次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將這一天設定為法定假日，民間有人舉起紀念「東誕日」的牌子，企圖讓「東誕日」與剛剛過去一天的聖誕節相抗衡。痛斥毛澤東是「混世魔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在獄中，他的將毛的乾屍移走、將毛的紀念堂改為文革紀念館的呼籲，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而被毛殺害的啓蒙先驅林昭的墓地戒備森嚴，去拜祭林昭的人權活動人士屢屢遭到抓捕。

在收到夏公這封年卡之前，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耀群姨寫了信給我，同時寄來的還有一紙訃告。我是十月間在雅典得到端木叔叔（按：端木蕻良）去世的消息的，寄快信給耀群姨致哀，她這是寫回信給我，兩頁信紙，滿載悲傷。

一九九○年聖誕節收到夏公與師母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賀年卡。自此，夏公改了稱謂：由DearTeresa直接翻譯成中文，成為「親愛的韓秀」。之後，便一直如此，不再變更。夏公這樣說，「一年中我欠你的信少說有兩封。現在先給你寫年卡，寒假整理書桌，找出你信來，再同你通長信，如何？不少人給我信，我時間不夠，有些就不覆了，但你的信我是要覆的，雖然遲了一點，請你原諒」。讓我感覺很不好意思，但是這樣的話，他卻在後來的信裡大同小異地重複過很多次，每次都讓我感覺到來自長輩的關切與溫暖。

一九八八年五月，華文文學世界最重大的事情便是沈從文先生於十日在北京辭世，放下了人生這部大書，留給世人無限悵惘。台北《聯合報》、《美國世界日報》不但發消息，而且製作紀念專輯，刊出羅子訪問夏志清教授、金介甫教授的長文，還刊出了沈伯伯的〈自我評述〉與〈自訂年表〉。紐約、台北、北京三地函電交馳之中，我奮力為聯副修訂、完成〈沈從文先生印象〉一文。此文本來是瘂公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約的稿件，為一九八八年沈先生可能獲獎預先準備的許多功課之一。一篇喜氣洋洋的文章卻要在這令人悲傷的時節刊出，書寫的心境可想而知。

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