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看過這麼不尊重民族歷史的國家：《泛文與泛情》選摘（1）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問：從一九九四年離開大陸到現在快七八年了，您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中國古代文學，就您的感受而言，在大陸和北美這兩個環境差別很大的地方，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有著怎樣的不同？

答：一九七九年我再次考回陝西師大讀碩士學位時，已務農多年，久未與文字打交道了。當時可選擇的專業很多，之所以報考了古代文學，只是因為從小喜歡讀古書，長期荒疏後，知識的積累上實在別無所長，就只有那麼點文言和國學的底子尚可去試一下鋒芒。感謝我的指導教師收下了我，從此即走上了古代文學研究的道路。不過我的路和我那些同學的路略有不同。他們畢業後都留在大學中文系教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自然緊密聯繫。我先是分配到電大當輔導教師，後來轉到工科大學專教「大學語文」，也根據系上的安排開了些諸如「西方現代文藝思潮」、「傳統文化專題」之類更吸引學生選修的課程。由於教學環境不同，從那時起我的閱讀興趣就比較龐雜，很多不同領域內的論題都信筆去寫。在文學方面也是中國的歐美的齊上，古籍方面並不拘於詩文，諸子經史全都去啃。這種廣泛的閱讀興趣可能會帶來博與通的好處，但也會陷於浮泛，未必能做到深入專精。

你問到了我在國內和北美研究古代文學環境上的不同，我首先要告訴你其間相同的一點，那就是我長期以來都教的是輔助性的語文課程，不像中文系的教授們有具體的研究課題可以承擔，在出國之前以及其後，我的研究都處在業餘狀態。這種處境的不足之處是缺乏和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充分交流，但也落得獨自鑽研，從心所欲，雖撈不到課題經費的資助，卻免去了行政干擾，下達任務的牽制。我在交大教書時，和其他教師一樣，也是想爭取評上高級職稱，急著出書和發表文章，其中尚雜有一定的功利念頭。而被聘到耶魯，教職是從事漢語教學，就像國內大學外語系所請的那種外教，人家重用的是你這個說母語的教師固有的語言資源。幹這種「口力勞動」的工作，能把學生教得會說國語會寫漢字就算盡了職，若有餘力編些中文課教材自然更好，但並不存在必須在哪一級刊物上發了多少學術論文才能升高級職稱的問題。再加上這語言教師的課時遠比在交大時多，只有週末或放假才有整段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台灣政治鬥得熱鬧，對岸擺出文房四寶 ｜ 更多文章 ）

時間連續閱讀和寫作，所以對我來說，本來即為業餘的研究就更加業餘化了。從前還有餘力坐下來寫有關古代文學的專著，來美後只寫了些零星的文章。其次，資訊上也比較隔膜。從前每月都從人大編印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彙編中瞭解到國內的最新動態，這些年來則漸行漸遠，無形中已從過去熟悉的語境中疏離出來。但孤陋寡聞和遠離中心未必總是導致落後，間離也會帶來特殊的效果。心情經過沉澱，慢慢平靜下來，從一個拉遠了的鏡頭去看自己從前的境況，才看出了某些從舊有的習染中帶到當前的問題。國內中文系的情況不用我在此描述，身在其中者都十分清楚，學術活動中攪入了太多的非學術或反學術的東西：人事的糾紛，利益的分配，大氣候陰晴無常造成的影響……承受著諸多壓力，每一天都可能產生不滿，所有這些世俗的因素都向一個人所做的學問投下了陰影。我從前所在的那個學校，有人甚至為評不上教授而氣病或氣死，在這樣的心態下寫文章，誰知道都會夾雜進去什麼東西。現在聽說正在給教授們搞高額的補貼，這當然是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的好事情，但此類好事，只要是仍沿用上面一陣風吹來，下面一窩蜂而動的方式去搞，鬧出了不公平的事情，多少都難免學術貶值的弊病。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說美國的學院內絕對沒有類似的問題，我只是想強調我自己的特殊處境使我得到了一定的解脫。在此處東亞系教書的中國人可分兩類：其一是在美國獲博士學位者，受聘後得從助理教授做起，經過相當競爭的過程，最後當上終身教授。另一類就是我這種語言教師，上面我已說過，由於教學性質不同，不存在經過嚴格鑑別後獲得提升的關卡，所以搞研究純粹屬我個人的興趣，沒有晉升的壓力，也就少了屈從的焦慮。這種較低的教職也可能使一個心懷學術雄心的人甚感失落，但對我來說，因為從應聘之初就明確了職務的選擇，遂絕緣了得失之患。我可以心懷坦蕩地說，這新環境最大的好處就是，我一下子從國內那些曾困擾我的非學術或反學術糾纏中超脫出來了。真的，只有徹底放下了擔子，你才體會得到不受牽掛的爽快。

那麼這一狀況對求學到底都有什麼好處呢？必須指出，古代文學不只是一門知識，研究它也不僅僅是為了學術。它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組成部份，可謂傳統精神的載體之一。這個載體是一種符號表述系統，如果只是把它當作運用某種方法去解釋破譯的文本，這文本很可能就墮落為試驗方法解剖刀的死肉。談詩詞者常提到境界的問題，那境界不只顯現於文本，它還涉及到接受者的心境及其身外之境。中國今日的城市，在某些方面的後現代化恐怕已甚於西方，而生活在美國的校園及其郊外居住區，就我的感覺而言，確實有不少類似前現代中國的地方。恍惚中走過與古為鄰的蹊徑，對比起故國今日紅塵萬丈的都市，這異域的草木煙雲反而有助於我加深對古人及古籍的體認。應該允許古代文

學的研究有一個更寬泛的活動領域，潛沉涵養式的領會也可視為論文書寫的補充形式。我來美後寫了不少散文隨筆，我以為其中也記錄了我學習古人詩文的心得，我把這些文字也當作一種觸摸文心的試驗。這一次移居真可謂如往而復，此身是拉遠了，此心卻感而遂通了。失之於東隅的東西庶幾於桑榆得之，求遠走而得遠見，又何憾焉。我起初也發出過漂泊、放逐的感歎，隨後穩定下來，至今已認同了身外的環境。

當然，這其間也有一個省思和糾正的過程。我們都是在大批判的氛圍內長大的，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誰的腦子裏沒刻下那「批判地繼承」之類的教導。自打五四以來，讀書人多被灌輸得對自己的歷史普遍懷有怨詛情緒，而接受西方的東西時，又往往懷有借用某種利器來除掉自身宿疾的用心。然而國體和民體一如身體，急於除病而不惜使用虎狼藥的結果總是大傷元氣的。現在的事實越來越明顯地讓我們看到，中國的富強不可能只靠走現代化的道路及體制改革來實現，還需要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培植、調養、復原我們的國體和民體在近百年來被斵喪的元氣。人文學科生產不出立即賺錢的東西，它僅提供有益的認識價值。比如拿古代文學研究來說，當事者就有責任做澄清文化是非的工作，幫助普通人把扭曲了的歷史觀念糾正過來。不對比就看不出反差，我也常留心我周圍的情況，我從未看到像中國社會上那種不尊重自己民族的歷史，國民們動輒妄自菲薄的現象。這倒不是說這裏的人在給自己的過去大唱頌歌，而是說在這塊土地上，由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沒發生過人為製造的斷裂，日常生活中便易於源源不斷地推陳出新，現代化的進程中仍然伴隨著維繫傳統的親切情懷。就拿那些白人漢學家來說，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中國古代文化，也總是懷著學術的敬意進入，因為沒有先入為主的批判教唆，處處都舒展出了耐心求知、嘗試理解和彼此溝通的願望。對我影響最大的要算來美後結識的幾位華人朋友，他們均來自港台，顯然是沒接受過洗腦的緣故，言談話語中時時以對立的立場引起了我對自己的省察。關於這一點，在以下的話題中我會再作深入的探討，現在我可以這樣總結說：我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上一直處於業餘狀態，人是在學院內工作，但與學院派有一定的距離。從中國來到美國，我的變化與我當初所期待的（也可能是朋友們所想像的）略有不同，我精神上最大的受益倒不是學了新理論新方法獲得技術的長進，而是環境心境的變化使我對過去的治學有了省思，進而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意義有了新的想法。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台灣政治鬥得熱鬧，對岸擺出文房四寶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允晨出版）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