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維多利亞公園漫步時，記憶如潮水湧回。這裡曾是香港抵抗中國的地標。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場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購買揮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遊行，通常從維園出發。12歲，他參加了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大型燭光晚會。這些晚會在中國大陸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開舉行。
如今一切都改變了。燭光晚會早已終止，年宵市場的政客攤位不復存在，抗議活動被壓制，民主派人士紛紛入獄。肯尼感到，屬於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啟蒙正被逐漸抹去。
「人們還是繼續過日子……但你能感覺到，改變一點一滴在發生。」這位前社會運動人士說道。「我們城市的特質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沒有變化，擁擠的電車依然在熱鬧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閃爍如昔。
但若仔細觀察，就能發現變化的跡象——每晚燈光通明的摩天大樓，閃耀著對「祖國」的讚頌；粵語之外，越來越多的普通話交談聲也顯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萬居民中有多少人歡迎北京的掌控，無法準確得知。然而，過去十年中，數十萬人曾上街抗議，這些活動始於2014年的一場民主運動。
雖然並非所有人都支持這些行動，但幾乎無人會否認，北京的確成功鎮壓了它們。在這個動盪的十年即將結束之際，對香港更見自由的希望漸已消逝。
中國政府稱已讓這座城市從動盪回歸穩定。影響廣泛的《香港國安法》之下，數百人被捕。成千上萬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懼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擔心遭捕的社運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則選擇留在本地，低調過活。
然而，在這些人的內心深處，仍然存有一個自由香港的記憶——這是一個他們努力記住的地方，對抗北京試圖重新塑造這座城市的行動。
然而，在許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記憶依然鮮活——他們奮力抗爭，試圖銘記這個地方，以對抗北京對這座城市的改造。
1997年，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主權移交給中國。當時北京承諾，香港在50年內將保留一些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法治。不過，隨著北京在香港行使越來越大的權力，香港民主派陣營的不安情緒也逐步升溫。
2014年9月，數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在香港的市中心發起大規模靜坐，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這場運動讓一批新一代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當時年僅17歲的學生黃之鋒，以及提出「佔中運動」構想的大學教授戴耀廷。
這場運動也為2019年規模更大、矛盾更尖銳的抗爭埋下伏筆。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於北京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計劃允許將逃犯從香港引渡至中國大陸受審。雖然最終當局撤回計劃，但抗爭持續升級，訴求擴展到爭取更多的民主，最終演變成北京在香港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
「如果佔中三子沒有戴耀廷，其實是不會出現到這個佔領運動。」與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師共同發起這場運動的陳健民說。
翌日，76歲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審，他被指控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身為中國政府的強烈批評者，黎智英雖然身體虛弱，但態度堅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蘋果日報》只是傳遞了香港人的價值觀：「追求民主與言論自由。」
這些審判安靜地進行，與當年引發抗爭的事件形成鮮明對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議活動迅速被壓制——一名因養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親，很快就被警方帶走。
北京為這些限制措施辯護，認為包括《香港國安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手段，並強調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無權對中國的法律及執行方式指手畫腳。
不過，批評者認為，北京已背棄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時的承諾，不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獨立，還壓制了曾經響徹全城的民主呼聲。
陳健民遠在台灣，看著這一切在香港發生，內心充滿沉重的無奈。
他回憶道，2014年之後，改變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說：「好多已經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經變成中國另外一個城市」
回顧自己十多年來推動民主運動的歷程，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帶著一絲苦笑說：「可以說我一生做的事都失敗。」
即便如此，他仍在堅持。除了教授關於中國社會的課程，他正在撰寫一本關於「佔中運動」的書、收集香港抗爭的相關物品以建立檔案、籌辦學術研討會，並在網絡上講授民主與政治課題。
這些努力讓他感到：「我覺得我好像沒放棄香港，我不覺得我離棄香港了。」
然而，離開的選擇也讓他時常陷入掙扎。他說，在台灣的生活讓他更快樂，但同時也「有種失落」。
「你覺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對那個困境？有時會少了這種同在的感覺。」
「如果你不呼吸這裡的空氣，就無法真正了解這裡發生了什麼……如果你感受不到這裡的脈搏，那就意味著你已經真正離開了。」肯尼一邊走過維園，一邊這樣說。
過去幾年，隨著好友紛紛離開香港，他已記不清參加了多少場歡送派對。儘管如此，他堅持留在這座城市：「這裡是我的根源。」
讓他感到不滿的是那些離開香港的人所說的話——他們認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經消亡。「香港還在，它的人也還在！他們怎麼能說香港死了呢？」
不過，他也承認，這座城市的確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香港人說話之前必須三思。肯尼接受BBC訪問時不願透露真名，便是出於這樣的顧慮。
他說，許多人已經逐漸適應了一種「監控常態化」的生活狀態。「有些紅線存在，但很難確定它們究竟在哪裡。」
曾經公開的抗爭形式已不再，活動人士改為撰寫請願信。遊行、集會和抗議活動則成為禁忌。肯尼說，像他一樣的許多人都對社會運動抱持謹慎，因為害怕被逮捕。
肯尼現在很少外出。「現在（跟往日香港）的對比太過強烈了，我不想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
可是，當他走出維園，朝向金鐘走去，記憶卻再次湧現。
那一天，警方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發射了87枚催淚彈。這一行為激怒了群眾，也讓民主運動的士氣空前高漲。
隨著抗議升級，發射催淚彈幾乎成為街頭的日常景象，許多人撐起雨傘抵擋，這場運動因此得名——「雨傘運動」。
這場回憶漫步的最後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學，也被稱為理大（PolyU）。這裡曾是2019年示威活動中的一個重要「戰場」，抗議者在街頭與警方對峙，用投擲物對抗催淚瓦斯、水炮和橡膠子彈。
五年過去，當年學生用磚塊和汽油彈與警方激烈對抗的校園入口已重新修建，曾發生最激烈衝突的噴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樣，校園似乎也被清除了過去的抗爭痕跡。肯尼認為，這是因為大學「不希望人們記得某些事情」。
隨後，他匆匆走向一個安靜的角落。在樹叢掩映下，一堵低矮的牆體露出斑駁的破洞和水泥塊的殘跡。很難確定這些痕跡的來源，但肯尼相信，這些是當年戰鬥的遺跡，逃過了被抹去的命運。
「我不相信我們會忘記那些發生過的事情。」他說。「遺忘過去是一種背叛。」
在英國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樂購／特易購）咖啡館裡，卡蘇米．羅（Kasumi Law）談起了對故鄉的思念。
「我從來都沒有發現（我）會很喜歡海，我來到才發現的。」她一邊享用英式早餐，一邊說道。與英國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閃亮的，因為對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廈⋯⋯我（以前）是不知道原來我們生活的城市是這麼美。」
卡蘇米和丈夫帶著年幼的女兒搬到英國，這個決定源於過去十年來不斷累積的不安。2014年，女兒剛出生幾個月，香港就爆發了雨傘運動。
此後幾年，隨著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明顯——學生運動人士被捕入獄、書店店長失蹤——她的不安也與日俱增。
她說：「留在這裡，我似乎說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對勁。」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爭浪潮。北京加大鎮壓力度後，英國推出了一項針對1997年主權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簽證計劃。卡蘇米和丈夫商量後決定，為了女兒的未來，是時候離開了。
他們選擇在倫敦附近的小鎮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蘇米成為全職母親。
然則，從未在海外生活過的她，始終無法擺脫對香港的思念。她把這些情感記錄在YouTube的視像日記裡，其中一個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紅，引發一些港人的共鳴，但也有人批評她的移民選擇。
最終，思鄉之情壓得她喘不過氣，於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親。在兩個月裡，她重遊了童年時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題公園和科學館，品嚐母親煮的節瓜粉絲和炒蜆，還享受了家鄉美食如蛋撻和蜜瓜味豆漿。
某個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悅地看著自己深深懷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當她注意到周圍的人時，發現大多數都在講普通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當我看著這個海，有很熟悉的感覺，但這個環境、身邊的所有人令你覺得很陌生。」
卡蘇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時才能再次回來。今年，香港通過了新的國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她的朋友建議她回港前最好刪除所有在社交媒體上發表過的與抗議相關內容。
這與她對2019年的記憶形成了強烈對比。那時，她帶著女兒參加抗議，與成千上萬的人一起走上街頭，當然毫不害怕。
「我沒理由現在走回頭路」她說。「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們回香港未必會習慣。」
「我女兒在這裡很快樂。看著她，我都覺得（移居英國）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蘇米自己的世界也變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結交了新朋友。不過，即便在英國展開新的生活，她依然堅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粵語和女兒交流，全家也經常一起觀看粵語電影。她的女兒目前還不明白2019年他們參與的抗議活動的意義，也不了解始於2014年的民主運動。但卡蘇米計劃等女兒長大一些後再向她解釋。
卡蘇米笑著說：「她經常告訴別人：『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