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集所收舊作多涉及古代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如今匯為一編，可算是對我荒廢已久的早年學業作個盤點交代。其間的因緣際會，所歷的文運人事，跌宕衝突中曾如何歪打正著，挫折歧途上又何以有所玉成，且容我下文委曲道來。
我於一九六三年入讀陝西師大中文系，次年秋季學期結束，以「思想反動」罪名受開除學籍處分。此後厄運接踵而來，先是被迫到強勞工廠當就業工人，後又以「妄圖與敵掛鉤」罪被判處勞教三年，獲釋後城市不准住，被迫到農村落戶，當了好多年農民。直至老毛死後，形勢有所變化，上述罪名始獲平反，一九七九年，我才得以返回原居住地西安市。那年全國高校開招碩士研究生，我輟學已十三年之久，欣逢此「人生能得幾回搏」的機會，便抓緊時機，惡補數月後參加考試，竟有幸獲得錄取，於當年秋季入讀陝西師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碩士班。兩年後，我提交學位論文〈韓偓詩析論〉。不巧正逢反精神污染運動，答辯委員會忽然翻臉，定性該文有「欣賞色情和宣揚人性論」的嚴重錯誤，徑直取消了我的答辯資格。後經我抗辯申訴，校方聊作折中處理，責成我另寫一篇有關人民詩人杜甫的論文。就這樣拖延一年之久，補寫的學位論文終獲答辯通過，好壞算是擁有了可申請教職的碩士學位。
但經此一番折騰，檔案內又加入不良評語，我畢業後多方申請教職，一直四處碰壁，最後去面向成人進修的廣播電視大學，當上了補習班學員的輔導教師。後來聽話西安交通大學開辦了一個培訓高校梯隊領導的雙學位班，需要給學員開設政治、經濟、哲學和文藝的西方現代思潮課程，前三個課程均已開出，獨有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課找不到應聘的教師。我自告奮勇，經友人推薦，前往應聘，校方出於應急，立即聘用了我。好在我讀研時泛覽過能借到手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文藝理論，應聘後又四處搜集零星的英文資料，就這樣邊補習邊授課，把那門倉促上陣的課程教得頗有聲色。這門課程教了三四年，我曾編寫〈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講稿一冊，同時與友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宮布利希的名作《藝術的歷程》（The Story of Art by E. H. Gombrich）。
東行遇阻，只好轉而向西，為做好本職工作，我從此一頭栽進西方後現代批評理論。讀研時專修的學業，從此便遠拋到腦後。一九八六年，大陸知識界吹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風，我在西安高校巡迴演講存在主義等現代思潮，乃至聳人聽聞的美國性革命。那年夏天，在西安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結識了「婦女研究」叢書主編李小江教授。她正在為叢書物色作者，同時還組織人員翻譯西蒙娜•波娃的《第二性》。我對她要編輯出版的叢書尚無什麼認識，只是憑著自己對西方現代文藝思潮和女性主義批評的一知半解，初次交談，便與她談得頗為投機。她話她覺得我的知識結構符合她組稿的要求，想約我寫一本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的專著，並鼓勵我話，我具備完成此書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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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尚屬被排斥在學界之外的異類，有主編約稿，何樂而不為。教書之餘，遂全力投入古代才女軼事及相關詩詞作品的研讀。經此一番應急補習，在次年的叢書作者討論會上，我暢談自己的構思，最後確定書稿標題為《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所納入論述的內容並不限於才女的作品，也檢討了大量男性作者有關女性的書寫。書稿寫得快也出得快，曾被槍斃的「艷情詩」小題目終得以起死回生，升級為一部貫串性別論述的詩詞研究專著。在此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持續參與李小江主導的婦女研究，先是接下了她的《第二性》中譯稿部分篇章，完成了該書第十章「五位作家筆下的女人神話」。接著又參與她主導的另一叢書，完成了題為《女權主義與文學》的小冊子。與此同時，還接受另一位出版策劃人的稿約和資助，完成了一部題曰《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稿。就在這古今中外兩頭補習，分別應景的形勢下，我算是摸索著運用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重返古典文學研究的園地。
《風騷與艷情》出版後，國內學界並無明顯的正面反應，反被該書出版社所在地河南省的公安望文生義，列入了掃黃書目。此輩只知把「風騷」一詞與「風騷娘們」掛鉤，卻不知「風」是指《國風》，「騷」是指《離騷》，兩字合為一專有名詞，泛稱古代文學中的風騷傳統。乍聞出版社編輯告知此鬧劇，我只有滿懷荒誕感，無奈苦笑而已。
身為理工科大學的語文教師，在交大工作期間，我從未受邀參加國內有關古代文學的學術會議。一九九三年暑期，我初次參加的此類學術研討會是在耶魯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孫康宜教授曾列《風騷與艷情》為其明清婦女文學討論課的參考書目，我因此而得以榮獲大會邀請。接到通知時，我正在披覽史震林的《西青散記》。為參加這次議題為「明清婦女與文學」的會議，我又是經一番應急補習，就書中有關雙卿其人其作所涉及的問題趕寫了一篇會議論文，題曰〈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此文在會上宣讀後，給與會諸人及本系教授稍留下可嘉印象。次年春，該系急需聘用一中文教師，區區在下，遂得以應聘耶魯，前往東亞系教起中文。
我在耶魯教中文十八年，教學生話國語認漢字是我的專業，課餘編教材算我的業績。再加上課程繁多，得耐心摸索對外漢語教學的方法，從此便與古典文學，乃至西方現代批評理論，全都日漸拉遠了距離。
身在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世界，發言可無所顧忌，著述可獨出心裁，我既已託身筆墨生涯，自當抓緊命運所賜的良機。對我來話，守住這穩定的職業，能維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本已心滿意足。學院學術的成績和名分，實於我無關緊要。竊以為，真正要緊的是，應趁自己還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爭取多發表在中共極權下不許話，不許寫，話了和寫了會獲罪的言論和文字。我自思自忖，既已揹上反動罪名，索性就正經八百地反動出個名堂來。「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沉吟著這首唐詩，我毅然決定，磨礪批判的筆鋒，此其時矣！我從此立志，把寫作重點對準中共的罪惡和謬話，寫起了批共評毛的短評長論。移居美國近三十年，我批共評毛的文集和專著已在港台出版多種，遇到相關的會議邀請，我總是踴躍參與，哪怕會因此而付出返大陸探親遭遇麻煩的代價。
從此以後，我很少有心思和精力涉及文學研究的問題，古代文學的學術研討會至今僅參加過兩次。一次是應曾訪學耶魯的張宏生教授之邀，參加了他在南大主辦的「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研討會。我臨陣磨槍，草就題曰〈泛文和泛情〉的長篇論文，討論清代文人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另一次是蒙孫康宜教授推薦，榮獲台灣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出席「記傳、記遊與記事──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利用暑期休假趕寫了會議論文，題曰〈悼亡和回憶—論清代憶語體散文的敘事〉。會後出版論文集，文哲所編輯覺得我的論文寫得像散文隨筆，曾好意建議我修改得更學院學術一些，我無意再做返工活，遂自動放棄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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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還收有其他發表在刊物上的論文和書評，也多屬應編輯或作者要求而趕寫的急就章，均非長期鑽研，深耕細作的成果。記得《萬象》初創刊，主編陸灝常約我撰稿。有一次他告訴我，一位日本學者曾向他提及明人王次回及其《疑雨集》，並宣稱很欣賞王的艷情詩。陸主編一時頗為好奇，想約我寫篇相關的稿子。我在師大讀本科時曾翻閱此書，幾十年後，早已印象淡薄。該稿約再次喚起我奢談艷情的興致，於是從耶魯圖書館借到該書的石印本，補習一陣，交上了一篇題曰〈詞淫和意淫〉的評論。至於〈辭賦論述及其策略〉一文，則是一本題曰《性別與家國》的新書在台北出版，《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編輯隨即郵遞給我一冊，催促我寫篇書評。我秉筆直書，就書中值得商榷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爭議的意見。
詩人楊煉與我有通信往來，他的詩集《艷詩》尚未在台北出版，即把全稿電郵傳給我，希望獲得我回應，我讀後十分讚賞，立即撰文，長篇大論，趕在該書出版前於《萬象》刊出書評。〈意淫乳房〉一文之草成，則緣於我那篇舊文〈面對乳房〉中有句話受到張宏生教授質疑，他緊接著傳來幾首清人詠乳詞，供我參考。我繼而上網廣搜資料，追根溯源，從剖析古代文人詠乳詩詞切入脈絡，解構了中國形而下食色文化中人乳養生的陋習。此文所涉及的話題比較敏感，至今尚未在印刷刊物上正式刊登。〈羨憎交織的他者〉一文之草就則緣於《閹割與狂狷》的作者贈書給我。作者乃師大校友，他本希望我作出嘉許的回應，然而我拜讀此書後並不認同，更撰文嚴肅評論，實事求是地剖析了該書所涉及的大陸學人心態及學風問題，最終得罪了作者。
至於我那篇被教授們一棍子打死的〈韓偓詩析論〉，離開師大後，我已把其中論《翰林集》的部份改寫成〈晚唐詩人韓偓〉，在《陝西師大學報》發表，論述《香奩集》的部份則刪繁就簡，分別納入《風騷與艷情》中的不同章節。八十年代初，韓偓的香奩詩尚屬禁區，我草就此文時手頭只有一冊《關中叢書》本的《吳評韓翰林集》，別無其他可參考的相關文字。當時僅憑一己之見放言無忌，貿然上陣後，竟吃了槍打出頭鳥的大虧。近年來有關韓偓詩文的注釋本陸續出版，論述其生平和詩作的文章日益增多，韓偓其人其作幾乎成為大陸晚唐詩研究領域的顯學。我近日購得吳在慶教授編註的《韓偓集繫年校註》，通讀此巨編，受益良多，一時間不揣鄙陋，竟動起再為馮婦之念。於是翻出四十多年前的手稿，重新修訂，算是完成了自我補考的功課，題曰〈從金閨翰苑到避地流亡—韓偓生平及其詩作評述〉。現列入本集首篇，以雪我flunk之恥。
當初系領導責成我另寫論文，因擔心我重犯錯誤，便特別限定命題，指令我論述人民詩人杜甫的詩作。我實在不想重複「三吏」、「三別」之類被寫濫了的論題，經慎重查閱資料，發現尚未見有人論述老杜詠物詩的文章。我於是精讀仇兆鰲《杜詩詳註》，草成〈試論杜甫的詠物詩〉一文，提交答辯，有幸順利過關。近日重讀此文，對比網上所見近年來同類文章，自覺我這篇寫於四十多年前的舊文仍不算過時，遂稍作修訂，更名〈杜甫詠物詩發微〉，收入本集。
〈白居易在長安〉一文寫於我在西安交大教書時。有一天校領導給我們語文教研室發來指示，話是據傳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長安當官時，在交大校園所在地居住過，讓我們語文教師考據此事，上交一篇論證的文章。當時校領導正在籌劃百年校慶，為增添校園內的人文景觀，準備修建白居易紀念亭一座。我是教研室內唯一獲古代文學碩士的教師，此任務遂攤派到我頭上。白居易當年在長安幾進幾出，涉及到從政、交友以及諸多詩文創作問題，我覺得領導的功利性指令未免把如此大的題目縮小作了。倉促接活後，我就按自己的構思長篇大論，統攝了詩人在長安生活的一幅全景圖。其時正當「六四」屠城之後，我因參與抗議遊行，仍處於公安局來人反覆審訊調查的威脅中。我在教研室撰寫此文，臨街窗外，常傳來警車四處抓捕的警笛長嘯，有時會驚得我一瞬間作出準備逃跑的打算。在該文結尾有關「甘露之變」的描述中，我撫今追昔，筆下不自覺地融入了自己當時所感受的恐怖。
綜上所述，此集所收文字多為某一機緣下有所激發而匆迫草就，並非按部就班，長期精研的學術成果。現將這些文字作為我的治學自傳編排如下，其內容未必經得起嚴格的學術審核，僅望整體上的可讀性或可激發讀者各自會心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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