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專文:藥方只販古時丹──余英時師門六年記

2020-01-2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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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書摘1-PIC1(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左)和黃進興(右)(允晨出版社提供)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一九七六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裡,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註1)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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