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專文:藥方只販古時丹──余英時師門六年記

2020-01-2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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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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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左)和黃進興(右)(允晨出版社提供)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一九七六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裡,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註1)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一九五○—二○○七)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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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師余英時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允晨出版社提供)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一六七三—一七五○)。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註2)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而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交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令我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裡,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包括李澤厚、任繼愈(一九一六—二○○九)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但在幾天的會議裡,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一九○一—一九九四)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 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一九一七—二○○○)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唸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畢業返台不久,有天同門康樂突攜來一幅余老師的題字,說要給我留念。由於自認是書法的白癡,從不敢奢想老師的墨寶,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禮物。之後,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書房之時,遂常與這幅字兩相對顧,細細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師藉龔定庵(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的詩,這樣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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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藉龔定庵(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的詩,這樣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允晨出版社提供)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投書《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

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

(初刊於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〇一九年七月增訂。)

註1:當時哈佛人文薈萃的盛況,容可參閱吳詠慧,《哈佛瑣記》(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一九八六;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九)。

註2:目前已有中譯本,但欠理想。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學人側影》(允晨出版)

學人側影-書封2(允晨出版社提供)
《學人側影》書封(允晨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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