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專文:藥方只販古時丹──余英時師門六年記

2020-01-2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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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一九五○—二○○七)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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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書摘1-PIC2(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老師余英時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允晨出版社提供)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一六七三—一七五○)。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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