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我是在一九八○年，《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個閉門討論會上初識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所有參與者，後來幾乎全部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是內閣部會首長。我記得當時偶然有機會向余先生請教我的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曾提到當時大陸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動作太慢，深怕資料不足。余先生說史料不必勉強求全，但論旨要集中（原話是要有 focus）。還記得當時余先生棋興大發，與胡佛先生等人對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對手。由於我在一旁觀戰，余先生還轉過頭來問我：「你下圍棋嗎？」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甚至還參加過在紐約的世界圍棋大賽。據我觀察，余先生似乎在學習與上手之間，時間距離特別短，學詩、學戲、學棋、學書都是如此。這當然也讓我想起一九八○年代後期，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余先生有一度前往紐約與林海峰對弈的往事。
一九八五年，我從士官學校退伍，準備申請中研院工作。當時思想史在台灣學術界如日中天，史語所願意招攬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極其幸運地以碩士身分進入這個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審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機會近身接觸、觀察余先生是在一九八七年到普林斯頓讀書之後。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為課程太緊張，學期報告太多，每天「夾著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沒有記日記，連僅有的三冊上課筆記也淪陷在我的書海中，一時無從翻撿。現在回憶舊事，腦袋一片空白，翻來覆去就是那幾件事。胡適說得好，人的記憶倏乎而逝，如果沒有一片紙記下來，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胡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史料）。無論如何在那五年半間，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學的幾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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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與錢謙益有關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閱，便馬上說它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的一個片段相出入。我個人對《柳如是別傳》並不陌生，但因為《柳如是別傳》的敘述濃厚、每每還有一點枝蔓，所以完全沒有把兩者想在一起，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杭立武檔案」中見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台。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台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去年我受人之託，傳真了一篇《祖國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請余先生確認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傳真，推測作者應該是某某人，而這位先生曾經訪問哈佛，做過楊聯陞先生座上客，後來未再見過等，把握精確，絕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煙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 WaWa 買菸的故事。此外，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在節日前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並做長夜之談。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四點，當坐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余先生仍然從容地吸著煙斗或紙煙。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台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劃線，與毛澤東「不動筆墨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曾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沈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閤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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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這也還是「冰山一角」式的作法。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 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u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 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 Richard Roty 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就是他在從台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重訪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余先生極少託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作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祕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記得他在二○○六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余先生一九五五年離開香港到哈佛，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主題。此外，關心余先生早年寫作的人，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彙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時，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複調平行的發展，後來逐漸歸於思想、文化一路。
在二○○七年一篇題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 (Diao (2007) 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的觀念》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份，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 Carl G. Hempel 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許多主張，值得深入探討。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從年青時代起，對自由、民主的理論便做了很多討論。如果我的了解不錯，在一九五○年代，由於國共政權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強調分配上的平等，是相當熱門的問題。傅斯年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那樣的國家他不願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沒有自由，那樣的國家他也不願意住。他心中比較認可的，是像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兼顧兩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先生《自由與平等之間》等論述，便與當時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關。除了自由與民主的討論之外，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的說，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否則它們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余先生從早年在討論自由、民主的時候，便與這個「背景文化」的觀點暗合，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當時他曾經給《自由中國》投過一篇文章，認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但是，這篇文章被拒絕了。因為當時台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若想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紀忠先生講座」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都強調「人文與民主」，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驚覺當年負笈普大，在系辦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時，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現在的年齡。那時余先生精神颯爽，名滿天下，剛從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全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沒想到歲月不居，轉眼過了將近三十年了，時光飛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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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