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專文:余英時印象

2019-11-17 07:20

? 人氣

余英時是美國華裔歷史學家、漢學家,曾任中研院院士,為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是美國華裔歷史學家、漢學家,曾任中研院院士,為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允晨文化提供)

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我是在一九八○年,《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個閉門討論會上初識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所有參與者,後來幾乎全部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是內閣部會首長。我記得當時偶然有機會向余先生請教我的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曾提到當時大陸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動作太慢,深怕資料不足。余先生說史料不必勉強求全,但論旨要集中(原話是要有 focus)。還記得當時余先生棋興大發,與胡佛先生等人對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對手。由於我在一旁觀戰,余先生還轉過頭來問我:「你下圍棋嗎?」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甚至還參加過在紐約的世界圍棋大賽。據我觀察,余先生似乎在學習與上手之間,時間距離特別短,學詩、學戲、學棋、學書都是如此。這當然也讓我想起一九八○年代後期,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余先生有一度前往紐約與林海峰對弈的往事。

一九八五年,我從士官學校退伍,準備申請中研院工作。當時思想史在台灣學術界如日中天,史語所願意招攬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極其幸運地以碩士身分進入這個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審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年輕時的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年輕時的余英時(允晨文化提供)

我真正有機會近身接觸、觀察余先生是在一九八七年到普林斯頓讀書之後。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為課程太緊張,學期報告太多,每天「夾著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沒有記日記,連僅有的三冊上課筆記也淪陷在我的書海中,一時無從翻撿。現在回憶舊事,腦袋一片空白,翻來覆去就是那幾件事。胡適說得好,人的記憶倏乎而逝,如果沒有一片紙記下來,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胡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史料)。無論如何在那五年半間,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學的幾個側面。

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與錢謙益有關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閱,便馬上說它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的一個片段相出入。我個人對《柳如是別傳》並不陌生,但因為《柳如是別傳》的敘述濃厚、每每還有一點枝蔓,所以完全沒有把兩者想在一起,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杭立武檔案」中見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台。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台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去年我受人之託,傳真了一篇《祖國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請余先生確認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傳真,推測作者應該是某某人,而這位先生曾經訪問哈佛,做過楊聯陞先生座上客,後來未再見過等,把握精確,絕不含糊。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