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許多主張，值得深入探討。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從年青時代起，對自由、民主的理論便做了很多討論。如果我的了解不錯，在一九五○年代，由於國共政權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強調分配上的平等，是相當熱門的問題。傅斯年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那樣的國家他不願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沒有自由，那樣的國家他也不願意住。他心中比較認可的，是像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兼顧兩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先生《自由與平等之間》等論述，便與當時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關。除了自由與民主的討論之外，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的說，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否則它們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余先生從早年在討論自由、民主的時候，便與這個「背景文化」的觀點暗合，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當時他曾經給《自由中國》投過一篇文章，認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但是，這篇文章被拒絕了。因為當時台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若想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紀忠先生講座」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都強調「人文與民主」，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驚覺當年負笈普大，在系辦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時，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現在的年齡。那時余先生精神颯爽，名滿天下，剛從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全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沒想到歲月不居，轉眼過了將近三十年了，時光飛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嘆。
＊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