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專文:余英時印象

2019-11-17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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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煙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 WaWa 買菸的故事。此外,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在節日前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並做長夜之談。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四點,當坐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余先生仍然從容地吸著煙斗或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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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舊居(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舊居(允晨文化提供)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台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劃線,與毛澤東「不動筆墨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曾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沈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閤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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