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專文:余英時印象

2019-11-17 07:20

? 人氣

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這也還是「冰山一角」式的作法。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 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u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 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 Richard Roty 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就是他在從台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重訪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一手掌握熱門話題

余先生極少託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作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祕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記得他在二○○六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余英時故居。(潛山旅遊網)
余英時故居。(潛山旅遊網)

余先生一九五五年離開香港到哈佛,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主題。此外,關心余先生早年寫作的人,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彙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時,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複調平行的發展,後來逐漸歸於思想、文化一路。

在二○○七年一篇題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 (Diao (2007) 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的觀念》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份,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 Carl G. Hempel 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