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這也還是「冰山一角」式的作法。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 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u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 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 Richard Roty 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就是他在從台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重訪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余先生極少託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作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祕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記得他在二○○六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余先生一九五五年離開香港到哈佛，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主題。此外，關心余先生早年寫作的人，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彙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時，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複調平行的發展，後來逐漸歸於思想、文化一路。
在二○○七年一篇題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 (Diao (2007) 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的觀念》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份，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 Carl G. Hempel 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