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專文:從羅湖橋出走的青年─他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2018-10-0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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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湖橋走出中國的青年,從此沒有鄉愁,他建構的人文世界讓他常說,「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從羅湖橋走出中國的青年,從此沒有鄉愁,他建構的人文世界讓他常說,「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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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複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兩件墨香新文,當夜令我讀得癡醉而驚嘆:一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証,恐為當今覲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著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諦之桎梏;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覺「天蠻地荒」,也熟睹「衰翁變姹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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