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寅恪  

我認識大維先生是1977年（民國66年）。那時在九思出版公司服務，擔任總編輯的工作。九思之前，我是臺灣建築徵信雜誌社的執行副社長兼總編輯。因為種種原因，我離開雜誌社，棲居在新生南路一段的一間地下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毓澍教授很關心我的近況，特地來找我，問起我的未來計劃，我告以將和一位長輩開一間出版社。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今天（7月6日）一群員警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份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是以此文，與國內志士共勉。─蘇曉康。

陳寅恪（一八九０～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在中國晚近歷史上，也許沒有一個學者獲得過像王國維所獲得的學術成就，沒有一個思想家抵達到像王國維所抵達的高遠境界。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提到陳寅恪人生最後歲月裡的兩位重要女性，一是跟陳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黃萱，一是同為廣州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的女教授冼玉清。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上回談到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論「對對子」的一段，這回我們來詳細解說，並且舉一些例題來練習。

1932年，享譽中外的學者陳寅恪應邀為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出國文試題，出了「對對子」，群情譁然：白話文運動十幾年了，現在中學也沒教對對子這種舊式文人的玩藝，你怎麼考這個呢？

2016年3月，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邀請，講了三場演講，一場學術報告，及一場研討會。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只好佈局退守臺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那麼，墨家究竟是怎麼消亡的呢？

中研院於十六日就新任院長人選進行投票，並選出三人提送總統圈定。中研院是最高學術機關，中研院長人事向例是學術界盛事，而且，是向權力者展示堂堂風骨的大事；很遺憾，這次院長投票因為浩鼎案疑雲罩頂，從一開始就頗有烏煙瘴氣之感，儘管前院長李遠哲專程從國外延聘得票最高的廖俊智院士，應該就是「鋼定」的院長，因為沒有總統膽敢於挑戰中研院「獨立之學術精神」。

好友王汎森在其新書《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中引述了一段陳寅恪院士的論點：在新舊蛻嬗之際，「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陳院士所指，於許多人應該都是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