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敬一專欄  

十二年前在友人介紹下拜讀漢寶德先生的大作《漢寶德談美》（聯經出版），覺得是一本深入淺出、又具知識性、啟發性的好書。我們這一輩的人年幼時家境大都不好，學校教育也不夠全面，因此在主觀能力與客觀環境上，都缺少接受美學教育的機會。漢先生大作我也許未能全然理解，但是有感覺、有共鳴、有體驗，自然也就有收穫。讀書能夠得到前述「四有」，那真是一種享受。

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法13條指出，環評審查要在接案後60天內做成結論；通過也好、不過也好，都得有個答案。可是坊間《天下雜誌》的報導卻指出，台灣環評審查時間平均是300天。大家都會狐疑：明明法條審議時間上限是60天，怎麼會得出平均300天的結果？更何況，這300天並不包含中途撤䅁的；中途撤案可能代表不勝其擾，如果把這些案子也加進來，平均審議時間可能比300天還多。

立委黃國昌質詢關於台灣所得分配是否公平，與行政院主計長石素梅有些爭議，又引起閱聽人的後續評論，風傳媒的朋友希望我寫個文章釐清爭議。我對於這些爭議當然有看法，但是由於爭議雙方分別被人貼上了政治色彩，任何人表示意見好像就是站邊。這種「以顏色區分一切」的惡質現象，實在很糟糕。以下的評論，我只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清楚「所得分配」的衡量，算是給「網路社區大學」的補課吧。

柯P當上市長之後，值得批判的事情不少。對人欠缺尊重啦、不懂基本禮儀啦、莽撞政策導致塞車啦、市府主管異動頻繁啦、發言粗魯得罪外賓啦，例證罄竹難書。有些事例其是非極為清楚，可是卻難以撼動其民調，我認為有兩個因。其一，網路上經常出現類似這樣的反駁字句：「柯P再怎麼差，也比舊官僚要好」。這樣的對比太輕易地將對柯P的客觀批評，簡化為「柯P與其對照組二選一的選擇」，使得理性評論難以進行。其二，發動或參與指責柯P的，經常是勝文(或藍軍)的支持者。這又使得閱聽人覺得這些指責好像在隱喻「看吧，你們當初投票投錯人了吧」。若是產生這種聯想，也會形成「柯P與勝文二度對決」錯覺，扭曲了事件批評的本質。我想要呼籲的有兩點。一、勝文支持者請拋棄「我將再起」的先驗期待；唯有如此，才能「淨化」柯P指責者的公正客觀性。二、柯P支持者請放下「指責柯P者都是在支持舊官僚」的錯誤二分；也唯有如此，才能理性化評論，給予公僕應有的監督與壓力。以下，要更深入一點分析。什麼是柯P對照的「舊官僚」？這很難定義；但是以下的官僚致詞典型，大概能喚起人們對舊官僚的想像。「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八十年來---的一個---重要的---日子。---本人---在這裡---要代表---XXXX的朋友---說---幾句話---」。舊官僚的致詞就是這樣：假莊重、溫呑、一百字唸五分鐘、折磨大家的耐性、內容大而空，煩死人。致詞若此，結果當然是媒體沒興趣、人民沒興趣、儀式重於實質。這樣的舊官僚，政壇上一堆。

監察院最近去函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機關，要求他們對於最近行政部門所推動的「產學合作案」、「創新創業激勵方案」、「創新育成中心」運作情形等提出說明。監察委員所提的問題不只詳細，幾乎是到了擾人的地步。函文要求回覆的問題正文有26則、表格有11張，兩個附錄又有11題與4題。問題內容包括育成績效、資本額增加數、營收額增加數、員工增加數、多少家公司育成上市櫃等等。

在上週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某位候選人主張調高基本工資，認為如此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引發一連串口水戰，甚至說美國幾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也這樣主張。基本工資要不要往上調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若說「調整基本工資可以帶動經濟成長」，而且說2014年有7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Obama）持此意見，那就是混淆視聽了。我心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再不濟，好像也不致於昏聵至斯。雖然我不想扯進選舉口水，但是學理是非之辨，倒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政治人物不是常說「選舉是一時的，XX是永遠的」嗎？2014年元月確實有600多位美國經濟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信中有三個重點。第一是說美國基本工資已經5年未調整，建議要每年調整時薪0.95元，連續調3年，希望2016年能夠達到10.10美元。第二是分析如此調薪能造福多少低薪者，能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三是強調美國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很微小，不致於有後遺症。我東看西看，左看右看，不知道這與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誰得到這種結論，那麼這個人恐怕要去檢測智商，看看是否只有柯文哲開根號。真的要深入分析，美國與台灣實在有太多差異；老美的政策論述搬到台灣也是處處扞格。美國過去一百年早就是「創新經濟」的典型；年經濟成長率平均二點多趴，雖然不高，但卻是經濟發展後期的創新驅動模式，殆無疑義。台灣則在15年前經濟成長率動輒七趴、八趴、九趴，呈現經濟發展初期與中期效率驅動的特色。但是到了最近十幾年，傳統的效率驅動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銜接的創新驅動力卻尚未開展，這就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困境，也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關鍵。任何人只要用膝蓋想就知道，要突破這種困境，實在與調整最低工資沒什干係。如果這麼簡單的思考都有困難，那麼應該去做膝關節檢查。

十二月中旬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哲學教授CassSunstein來訪，我聽了他兩場演講，事前讀過他的一些書，那幾天也有機會在吃飯時與他聊聊。兩年前，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Sandel來訪，此人也是大大有名。Sunstein與Sandel兩位都是有群眾魅力的學者，前者Nudge一書據說全球大賣75萬冊，而後者教學影片的開放上線更有上百萬閱聽人。

我在擔任國科會主委時，定下了嚴格的「利益迴避」規範。由於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許多次長、司處主管都是借調自大學，當他們主導科技預算分配時，難免會偏袒或關注自己熟悉的領域、自己原本任教的大學、自己的同事長官。若是這樣，則預算分配一定不公平，也必然沒有效率（因為不該得到研究經費的會因為次長、司處長的護航而得到，也同時使該得到研究經費的得不到）。我當初定下的規範是：包括(含）首長以下的所有借調官員，不可以對自己原服務單位的任何計畫發言、簽注意見。如果一定有必要表示意見，要主動揭露自己的利益關係。據了解，這個內規並沒有修改，目前仍然有效。任何公正的人都知道，以上所描述的迴避與揭露，是一個好的制度。但是除了科技部，許多其他部會，也有審議分配預算的人與「原服務單位」有利益瓜葛。例如經濟部的工業局、能源局、行政院科技會報、衛福部、教育部等等，都審議不少研究或計劃預算。許多朋友告訴我，最近他們在審查預算時，主事者不但沒有利益迴避，甚至因為預期在幾個月後就要政黨輪替，拼命在最近爭取通過「多年期計劃」。他們的算盤是：趁著政黨輪替之前，趕快為自己的大學、同僚、長官、團隊、甚至學生，搶奪一些跨年度計劃，以便可以「多年經費無虞」，不必逐年再審。用白話文來說，「即使政黨輪替換手了，跨年計劃經費卻不會換手」。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球許多國家都在六月至九月有紀念活動。但是這些紀念活動在歐美、亞洲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對二次大戰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刻劃亞洲諸國對二戰態度的歧異。該文分析，亞洲國家對日本仍然心懷忌怨，當然與數十年來日本的態度有關。但是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1992年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對十幾位校長候選人做面談篩選，我是遴選委員之一。當時因為解嚴未久，社會還相當保守，所以遴選委員會面談候選人的題庫中有這樣一則：「如果您當選校長，您要如何面對對（外界認為）敏感的校內學生社團，如『建國俱樂部』、『同性戀研究社』」。我們希望能由此問題，測試候選人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已經去世的黃崑巖教授時任成大醫學院院長，也是台大校長候選人之一，他的答案是：「幾年前我還在美國教書，成大要創辦醫學院，請我回來，我就答應了。如果當初找我的不是成大，而是韓國的某一所大學，我可能也會去；因為對我而言，『教育是在政治之上的』。韓國我都願意去了，統獨於我何有哉？」黃崑巖的答案令眾多遴選委員拜服，而「教育在政治之上」這句話，也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相當敬畏的前財政部長李述德上個星期又對「稅」發表意見。他認為台灣的證交稅千分之三裡面已經內含證所稅，所以證所稅不該再行開徵。目前已經立法通過但是開徴一延再延三延復延的證所稅，李述德認為是造成今天台灣股市不振的禍首。媒體報導指出，為了救股市，政府也在考慮降證交稅。

看到台大學生為自己登山而募款的新聞，我心情非常沈重。一方面，是感慨頂尖學府的學生與老師，似乎對於社會應對依止的基本原則相當盲然；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年輕人離現實社會如此之遙遠，也加深了自己對台灣前景的不樂觀。

2009年調降遺產贈與稅迄今，已經六年多了，終於有媒體提出呼籲，認為應該要重新檢討調高稅率。我曾經斷斷續續講過幾次有關遺贈稅的理論基礎，但是每次都限於篇幅而不完整。現在，就讓我把遺贈稅的理論基礎與當年醜態一次講清楚，希望能對現在調高遺贈稅的共識有些幫助。

看到《風傳媒》宣明智西進對岸，協助大搶台灣人才的新聞，我感慨很深。

「長照法」三讀通過了，但是真正關係長照執行的「長照保險法」還沒審議。我的意見很簡單：先別急著審；先讓我們把「長期照護」的社會保險本質弄清楚。以下，我從幾個基本數字開始談；先說數字、再講觀念。一、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分子為總稅收，分母為GDP)是12.6%；美國、韓國接近19%，法國德國接近25%，北歐諸國接近40%。這些數字每年小有變化，大家大略知道即可，不必拘泥。如果加上社會安全捐，台灣租稅負擔率改為18.5%，而德國法國約為40%上下，美國24%，北歐接近45%。二、台灣的福利制度大概不及北歐，但是比美國要好。台灣與德國較難比較，健康與就業方面的保障各有利弊。但是大體而言，在加上長照之後，我們的福利涵蓋範圍大概在美國與北歐之間，可能比德國還好一些。三、福利制度關照面越廣，人民所需要繳納的費用就越高。不論這費用是以租稅或保險費（如全民健保的6%保費）或捐（如香菸捐）的形式課扣，也不論這些費用是被保險人或僱主或政府負擔，無論如何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租稅負擔。

台灣是否要加入亞洲投資銀行一事，最近引發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包括沒有經過內閣審慎研議、送件是否適合「請國台辦轉交」、台灣參與究竟有什麼角色可以發揮、是不是該先經立法院同意、台灣加入是否等同於做「中國霸權」幫兇、有沒有賣台疑慮等等。這些爭議正反雙方都有合理的切入點，但是我傾向分「議題」與「情境」兩個不同的面向思考，這樣才比較容易聚焦。不心諱言，自去年318學運起，台灣民眾對於馬政府的兩岸決策有相當高的不信任感。如果兩岸經貿交流究竟誰獲利、交流是為了哪些產業目的等簡單問題都講不清楚，只能含糊地說「利大於弊」，那麼在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多年凍漲的大環境下，台灣社會既有「我生活也沒因為交流而得到改善」的普遍不滿情緒，兩岸政策就難以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如果再加上「兩岸一番榨、二番榨利益都被xxx等人拿走」的民間耳語及想像，這種情境下社會有強烈的反中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不是！我是逃漏稅「研究」專家。全世界財政學文獻有關公司（而非個人）逃漏稅的研究，大概我是大尾首謀之一。台灣凍薪多年是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認真想辦法解決。因此我反對用修改公司法或加薪減稅等懶惰又民粹方式唬弄人民。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以只好發揮我逃漏稅的專業，告訴政府，企業面對「加薪四法」可以如何閃躲。我的重點是：如果企業能夠找到閃躲之道，那麼加薪修法還有路用嗎？難道不會產生許多後遺症嗎？

「創新創業激勵方案」是大約兩年前我在國科會任主委時推出來的。更早一些，大概九年多前，我與台大陳良基副校長、陳炳煇教授幫宏碁基金會開辦的「龍騰微笑競賽」，應該是創新創業方案的1.0版。國科會主管全國科技研發，每年獎補助幾萬件科技研發創新，我們眼看教授學生參與各種科技比賽獎牌一堆（世界三大發明展每年150面金銀銅獎牌）、專利如山（全球第五），但是付諸產業應用者少，非常可惜，遂有推動這個方案的構思。因此，創新創業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既有的研發上游能量，往前推一把，幫台灣邁向創新經濟加一把勁。

最近馬雲來台演講掀起風潮，大家都在討論他對年輕人的建言與鼓勵。而馬雲要以百億資金為台灣年輕創業家成立基金，更是引起轟動，甚至引發國發會的緊張。國發會的新聞稿指出，台灣有花博園區、有國發基金，而中國大陸環境不穩定、充滿潛規則，結論當然是：台灣比對岸更適合創業。但是究竟什麼是創業呢？行政院聽說有四個政務委員共同督導創新創業，但是他們懂得此中關鍵嗎？李開復在對岸創設夢工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有知名的媒體實驗室（medialab)，台灣是不是可以依樣畫葫蘆呢？創新創業需要松山菸場、花博、空總、官邸這麼多的園區林立嗎？這些問題，真的需要好好思考、好好回答。

在去年皮凱提教授來台訪問掀起旋風之後，台灣社會所得分配不公的現象，已經受到大家的正視。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一場座談會上公開指陳，2009年降遺贈稅"wasamistake"，而我也在皮氏《廿一世紀資本論》導讀中，仔細描述當年主導此事的蕭萬長、劉兆玄、邱正雄、李述德等人的角色。

先說兩則笑話。其一：某諾貝爾獎得主一次赴中東某國開會，知道要與該國總理吃飯，遂先研讀該地區歷史，希望晚餐時能聊聊化解恩怨情仇糾葛的辦法。果然，在晚宴期間該諾貝爾獎得主有機會提出構思已久的解方。沒想到總理立刻接腔：「Oh,youmustbeascientist;youscientiststrytosolveproblems,wepoliticiansonlylivewiththem」。

這幾年台灣人年終票選年度代表字，得高票者或是「悶」、或是「苦」、或是「假」、或是「黑」，反正沒什麼好字。「黑」與「假」大概反映台灣人民對黑心廠商造假豬油牛油的深惡痛絕，而「苦」與「悶」呈現出大家對十五年薪資凍漲、貧富不均、年輕人一屋難求的無奈與焦慮。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似乎人民只能期待一些小確幸，而對於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根本不抱期望。這樣的絕望感，是所有執政者最最需要警惕的。那麼，在經濟悶了十五年後，台灣還有可能做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嗎？當然可能。但是我要向讀者說清楚：台灣經濟翻轉的關鍵，恐怕不在於某些人所鼓吹的「自由化、國際化」，而在於台灣產業政策的調整步伐。談到產業政策，我好像總要花不少時間去釐清觀念，否則老是被一些書沒讀通、又需要吃補腦藥的小鬼糾纏。且讓我分幾點說明之。一、產業政策不是指政府對產業的保護政策。早年台灣對汽車進口課極重的貨物稅與關稅，使得進口驕車車價超高。官員說，那是為了扶持國內的汽車工業，因為他們還太「幼稚」。事實證明，全世界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少有成功之例，絕大多數「保護」，其實是國內業者為了自身利益而遊說出來的「圖利」。保護政策將產業視為「媽寶」，通常對產業不會有幫助，只會讓台灣更不開心。二、產業政策不是要政府幫企業省成本。有不少國家的企業家都試圖遊說政府替他們減免租稅、找便宜勞工、適用優惠電費、以匯率政策協助壓低出口報價等等。這些手段大概只有在「別的國家並未比照辦理」的前提下，能夠幫企業找到短暫競爭優勢。但是國家的產業政策不能建立在這種「別國笨到不會跟進」的片面假設之上。企業追求低成本天經地義，但是那要靠他們的真本事，而不是靠老大哥政府的護短。更何況，台灣拚成本怎麼拚也拚不過越南、中國內陸。

讀過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他把華山派劍法分為氣宗與劍宗。氣宗著重以心行氣、以氣御劍，一切以內功為主，外功劍法稍微魯鈍亦無妨，因為在渾厚內力支持之下，即便對手劍招刁鑽靈活一些，也討不到便宜。但是劍宗的邏輯不同：劍宗尋求招式劍法上的針對性突破，推其極至則輕鬆攻入對手破綻，不管對方有內功沒內功，都可克敵制勝。我大概是國內極少數練了四十年太極拳的經濟學家，也想用類似比喻，描述一下台灣經濟的困境與突破。就看主管台灣經濟的經濟部吧，它裡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局，一為國貿局、另一為工業局；其他單位或可視為這兩個主要局的衛星。國貿局由於負責經貿談判，在過去廿餘年從美國開放市場壓力，到台灣加入WTO與APEC，再到最近與新、紐簽FTA、與對岸簽ECFA，都是國貿局的業務。因為主業務是涉外談判，國貿局許多同仁長期與外交系統合作，他們最希望達成的任務就是自由化、國際化、廣簽FTA。這種「力求涉外貿易條件優勢」的做法，我認為像是劍宗。

《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皮凱提教授來訪，由我主持了一場論壇，參與的人包括張忠謀董事長等多人。在論壇中有若干人提到「教育」對消弭貧富不均的重要性，這當然沒有人反對；包括皮凱提與我本人都同意，教育對於中下階層向上攀爬、脫離貧困，是極度重要的。但是若要把這個論述簡化為「改善教育機會是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關鍵」，我就無法同意，而且認為這個說法太過忽略其他制度面的因素，也太輕鬆放過錯誤政府政策的責任。且讓我分段說明之。我認為，在大環境極度貧困的經濟發展初期（例如六十年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的內陸省份），或是在成長環境極度不利知識吸收的貧民窟、毒品泛濫社區，許多孩子們幾乎難有受教育的機會，那種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絕對是不利於階級流動的。但是到了今天的台灣社會，幾乎任何人想念大學、想念研究所都可以念。雖然台灣的教育頗多問題，也有「八分入學」的參差水準差異，但是若要說教育機會還是今日台灣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我就覺得觀察面太窄了。

在過去十幾年間，台灣有兩個經濟政策我都覺得不安，但是由於主事者信心滿滿、聲勢浩浩，外界的異聲或則被忽略、或則遭嚴正反駁。久而久之，這些政策就變成了金科玉律，好像「做了台灣經濟就好了、不做台灣經濟就完了」。如果這個政策是錯誤的，大概要等到諸多惡果一一浮現，才能叫主張者見棺掉淚。但是這棺材淚水不只是主張者在流，而是全民在付代價。前文所提的兩個經濟政策，一個是「吸引外資來台」，一個是「吸引鮭魚返鄉」。先談外資來台。外資為什麼要來台？當然是因為台灣的投資報酬率高。但是投資概分兩類，其一是建工場、買設備等實體投資，提升台灣的產業實力，開拓就業機會。其二是投入股市、炒作房地產等，對台灣產業毫無幫助，只是把股價房價拉高、把散戶股民吸引到股市。台灣的產業衰退久矣，最近十年實體面的投資機會實在不多。在這種情況下，莫名其妙吸引資金來台，除了拉升股價、房價，哪有什麼提升經濟的效果？吸引外資來台的惡果就是房價被炒作需求而拉高，年輕人越來越買不起房子，民怨沸騰。

台灣發展生技產業有四大支柱，其中第一根支柱「食品藥物管制署」(TFDA)早已成立，但是該單位身陷食品風暴，對於新藥研發管制科學方面的助力，相對單薄。第二根支柱「生技創投基金」，在張有德博士被行政院官僚體系刁難、修理而放棄後，所有的聰明人都不再有興趣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玩創投基金。第三支柱是「轉譯研究」，希望銜接有潛力的純理論生技研究，推向市場。這一方面台灣的產學銜接風潮近年是有改變，但是整體轉譯研究的平台規模還相當有限，尚未有可觀之處。第四支柱是生技整合與育成平台（SIIC)，由蘇懷仁博士負責推動。這個SIIC的工作其實涵蓋前述三個面向，像是台灣推生技產業的統合幕僚、總提調。過去三年蘇博士領導SIIC頗有成效，可惜他今年七月英年早逝，也讓台灣生技產業的推動蒙上若干陰影。

有人說，2011年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其背後的精神領袖、論述支持者，就是皮凱提。皮氏某次受訪時說，華爾街「佔領有理」，因為資本主義運作不良。《21世紀資本論》一書，大概把「資本主義運作不良」做了最完整的詮釋。

雖然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一書的重點是資本累積與資本所得，但是他也特別分析了最近十幾年若干國家所觀察到的少數人「超高薪資」現象，例如華爾街高階經理人動輒千萬美金的年收入、數額大到不可思議的股票分紅或績效奬金、中途離職還可再受補償的黃金降落傘等等。不但華爾街如此，許多大公司的CEO、CFO等都有超級肥貓的待遇。有不少文獻都估計，大公司CEO薪資與一般員工薪資的比，在廿一世紀初達到高峯，有數百倍之譜。當然，這樣的超高薪資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行政院主計總處與財政部最近都決定，將不再公佈十等分所得與廿等分所得的統計資料；這表示將來唯一外界看得到的所得統計，只有五等分資料。例如，若是要了解所得分配的不均度，就只能拿最高所得20%者的平均所得與最低所得20%者的平均所得相比，再細的資料通通沒有。

前文提到，皮凱提主張課「資本持有稅」以抑制資本集中。這種持有稅如同房屋稅、地價稅，每年繳一固定百分比，不管你是否有用此資本賺錢。但是皮卡提也了解，大富豪的財產通常不是因為擁有房地產多，而是擁有股票多、金融資產多。房地產容易查，大衛魔術也變不走。但是股票、金融資產卻是自己有長腳，很可能不在資本家隸籍的國內。

閱讀《21世紀資本論》需要相當的經濟學背景，也需要相當「國民所得帳」的概念。它不容易讀，但是值得大家花時間去讀。尤其是政客、內閣裡平常不讀書的官員、學校裡被芝加哥「市場萬能派」洗腦到不可救藥的學者，都需要研讀此書。一則自救，二則避免錯誤政策毒荼台灣經濟。

皮凱提除了寫《21世紀資本論》外，也是專業著作等身。2013年他與Saez教授在Econometrica期刊發表專文，推導出最適遺產稅率，是50%至60%之間。台灣稅率是10%。

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關鍵論述是：如果政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或是採用像現在許多國家的「小政府」施政，那麼三、四十年後社會上將近九成的資本都會集中在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富豪手中。長此以往，社會終將因為財富與所得分配太過不公，而產生動亂。

法國皮凱提（ThomasPiketty)教授的新書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我暫譯為《21世紀資本論》)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誇讚，此書是今年甚或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我花了幾天時間苦讀，不但同意克魯曼的評價，也對書中不少觀點心有戚戚。

好友王汎森在其新書《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中引述了一段陳寅恪院士的論點：在新舊蛻嬗之際，「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陳院士所指，於許多人應該都是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