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台大學生為自己登山而募款的新聞，我心情非常沈重。一方面，是感慨頂尖學府的學生與老師，似乎對於社會應對依止的基本原則相當盲然；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年輕人離現實社會如此之遙遠，也加深了自己對台灣前景的不樂觀。
台大老師對社會致歉，道歉內容大致是：整個計畫的「企劃書」沒有寫好、混淆了「向企業募款」與「向社會大眾募款」、老師與學生都得到了教訓、整件事還是會繼續做下去。這些對社會的回應，其實並沒有回答許多人心裡更根本的問題：領袖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是登山課程還是心性培養？領導學程的老師，對社會環境與領袖氣質有多少了解？什麼樣的事情可以募款、什麼樣的事不應該募款？為什麼我們的明星學府會出現與社會情感牴觸的師生表現？要探討這些問題，讓我從幾個與教育有關的故事談起。
故事一：紐約時報曾經報導過一位非洲某窮國第一位進哈佛大學的學生，如何在暑假期間回到自己的故鄉，教導、回饋遠遠落後的家鄉孩子。這個非洲出生的哈佛孩子一生坎坷，幼年時幾乎是在垃圾堆邊苟延殘活，但是他沒有沈溺在哈佛大學美好的環境。那個報導令許多人感動；它刻畫一個可以自己向前快速衝刺，卻返鄉去扶持同伴的熱情與關懷。故事二：Stanford 校長John Hennessy 任內一項重要的改變，就是要增加該校新生來自後段家庭（中低收入、或家中第一個有機會進大學）的比例，並且增加對這些孩子的獎學金補助。Hennessy 相信多元學習環境，也相信後段家庭的子女更會珍惜機會，更知道踏實學習的重要。如後所述，這個改變快速扭轉了Stanford大學的學風。故事三：在台大畢業典禮致詞的孟懷縈院士跟我聊起，她在Stanford 不太執著於收（指導）「聰明的學生」，因為「他們不需要我幫忙也會走得好好的」。她喜歡收「需要拉一把才能邁向成功」的學生，因為那才是教育真正的意義。她也勉勵台大的孩子，要有傲骨但是不能有傲心；那是成功者（當然包括領導）的心理準備。
故事四：美國某知名大學法學院拒絕了成績稍好的一位白人學生，卻錄取了成績稍差的一位非裔學生，白人學生提起訴訟，認為該大學的入學審查有歧視。法院判決大學勝訴，理由是「法學院是要訓練律師，而一定要在一個大致合乎美國社會正常組成的環境，才能訓練出了解社會、融入社會的好律師」。
以上四個故事看起來不大相干，但是卻都與通識教育學習的環境、學生的心態有關。
幾十年來，我一直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也南南北北到台灣許多高中去教通識課程。我兩次擔任教育部通識教育的評鑑委員會召集人，也透過種種機制與壓力，去改變各明星大學現行的扭曲教育。其實不只是大學生不了解通識，恐怕大部分的大學教師也不了解。學生們不僅不清楚他們究竟該在通識教育中學什麼，也根本不知道大學生與社會的相對關係。通識觀念都迷惘，遑論「領導養成」。登山募款的新聞，正反映此中情況之嚴重。 （相關報導： 募款惹議 吳思華：課程自主 相信台大人的智慧 ｜ 更多文章 ）
通識教育大師Robert Hutchins 說的好：通識教育就是公民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在複雜多元的社會中做「人」，做一個對於社會基本溝通、共同文化能餘裕融入的公民。成功的通識教育不只是了解自己專業以外的龐雜知識，更能對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推理、欣賞角度有相當的同理心。在Hutchins 心目中，成功的公民教育能夠增加社會的向心力，減少離心力，是公民社會平順運作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