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發展生技產業有四大支柱，其中第一根支柱「食品藥物管制署」(TFDA) 早已成立，但是該單位身陷食品風暴，對於新藥研發管制科學方面的助力，相對單薄。第二根支柱「生技創投基金」，在張有德博士被行政院官僚體系刁難、修理而放棄後，所有的聰明人都不再有興趣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玩創投基金。第三支柱是「轉譯研究」，希望銜接有潛力的純理論生技研究，推向市場。這一方面台灣的產學銜接風潮近年是有改變，但是整體轉譯研究的平台規模還相當有限，尚未有可觀之處。第四支柱是生技整合與育成平台（SIIC)，由蘇懷仁博士負責推動。這個SIIC的工作其實涵蓋前述三個面向，像是台灣推生技產業的統合幕僚、總提調。過去三年蘇博士領導SIIC頗有成效，可惜他今年七月英年早逝，也讓台灣生技產業的推動蒙上若干陰影。
我與懷仁相識約五年，不能算長。大約五年前第一次聽他談起SIIC，老實說我只有七、八分懂。大概要自己摸索兩個月、到國外生技園區努力訪察之後，才了解懷仁SIIC的理念為何。生技的器材與藥物因為與人民健康密切相關，故全球各國對於產品上市前的各階段，都有嚴格的管制。也因為這重重管制，使得生技創新產品「從科學實驗室到市場」的過程極為漫長，動輒超過十年，而且失敗率極高。這種「時間長、成功難、一旦成功獲利極豐」的特質，使得生技產業非常著重漫長流程中各階段的平台銜接、資訊掌握、風險控管、財務規劃、專業外包等工作。SIIC就是希望能把這些複雜的工作整合在一個平台之下，對台灣在不同階段的生技業務，提供「有求必應」的服務平台。 蘇懷仁創設SIIC的理念已如前述，但是要由政府（尤其是行政效率不怎麼樣的台灣政府）來推動，恐怕是太過理想主義。台灣高階生技產業沒有什麼成績，但是在保健食品等方面，卻還是有一套行之有年的生態系統，未必願意接受外力整合。而台灣的知名轉譯研究單位在經濟部轄下多年，種種預算不足、研究方向扭曲與人事的糾結，都令大家頭疼。這些「有地方特色」的台灣生技產業現狀錯綜複雜，想要靠一個SIIC來突圍，談何容易！
蘇懷仁在1997年向台灣政府提出SIIC的構想，但是幾次碰壁之後，他也實在也沒什麼興趣了。他跟我說，當年國科會請他這種全球最大藥廠、領導過十四種成功新藥研發的資深副總裁回台，每日所付的生活費「住不起像樣的旅館；若是住進還可以的旅館，餘額就不夠吃飯」。要不是與這塊土地有感情，哪裡有人才願意受這種羞辱？
2011年七月，我赴美國開生技會議，順便對懷仁兄賄以飯酒（wine him and dine him)，遊說他回台主持SIIC。就個人待遇而言，懷仁兄的薪水台灣政府絕對付不起，但是我承諾他絕對盡力尋找最大最大的空問、付他足夠尊重的旅遊費用；「當年李國鼎時代禮聘張忠謀做得到的，我一定比照做到」。
就施展空間而言，台灣的官僚體系絕不可能給懷仁所期待的彈性空間。官僚體系的慣性是「只要是法令沒有明文說可以的，都是不能做的」。但是我向他保證，「只要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我一定幫他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