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專欄:教育,不能只是「狗與豬史觀並陳」

2015-09-21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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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激發不同史觀的辯論。(資料照合成/吳逸驊、余志偉攝)

二戰結束激發不同史觀的辯論。(資料照合成/吳逸驊、余志偉攝)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球許多國家都在六月至九月有紀念活動。但是這些紀念活動在歐美、亞洲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對二次大戰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刻劃亞洲諸國對二戰態度的歧異。該文分析,亞洲國家對日本仍然心懷忌怨,當然與數十年來日本的態度有關。但是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MIT專研日本史的教授 J. Dower 指出,許多對外侵略的國家都會對國內人民有另一套說詞,辯稱其用兵或是「保護海外合法權益」、或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或是「建立東亞共榮圈」;這些確實都是八十年前日本首相對其國內人民的說法,也植入許多日本人心。而現任首相安倍,似乎就是這種論述的信服者。在安倍掌權之後,該國右派勢力明顯抬頭,更令中、韓、馬、菲諸國忿忿不平,這也是二次大戰七十年後亞洲各國意見分歧的背景。

把焦點移回台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台灣島內的見解歧異。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餘年,老一輩如李登輝者,其個人經驗當然與在中國大陸身歷對日抗戰的郝柏村、許歷農等人大不相同。此外,台灣內部不同意見的主張者,多少也反映出他們對於台灣未來走向(統、獨)的不同期待,這又使得對日本見解的爭議與統獨議題糾結不清。大人之間對日本的態度歧異,背後當然有其成長孕育背景、家庭際遇經驗等因素,甚至也可能受到日本當年「侵略有理」辯詞的影響。這種種因素的綜合,造成大人之間對若干歷史事件的詮釋不同、見解不同、主觀認知不同;照學者的用詞,這叫做史觀的不同。因此,前一陣子糾結難解的「課綱」爭議,背後有人說是「史觀」的爭議。

看到李登輝、郝柏村等人之間南轅北轍的「日本觀點」,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其肇因於個人不同的生活記憶與幼年經歷。依循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理念,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存在的不同於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應該要予以尊重、包容、甚至忍耐。既然這一代之間都要彼此包容尊重,我們自然也反對任何政治人物對下一代灌輸自己特定的觀點。

但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果只是依循多元文化主義,在教材中機械式地把各種多元觀點一股腦地丟給十幾歲的學生,恐怕是不理想的,甚至也是不負責任的。單單是觀點呈現並不足夠;觀點背後還得能提出有一套圓融一貫的說理,才能稱得上是教育。讓我舉一個未必全然相同的例子,做一些類比。

大家都知道,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是容許白人蓄奴的。雖然我們都認為蓄奴是不對的、不文明的,但是確實有一些小說與報導,記述蓄主善待奴隸,甚至親如朋友一般。從生活環境與經驗上看,那些受到善待的奴隸,也許日子過得比其他「困頓的白人」還要舒適;我們姑且把他們稱作「快樂的奴隸」。假若我們要求這些人在「快樂的奴隸」與「困頓的白人」之間做個選擇,也許有不少人會依據他們的經驗,選擇做快樂的奴隸。可是,許多人大概都會對這樣的論述隱隱覺得不安,因為個別快樂奴隸的經驗與感受,並不能合理化蓄奴的「制度」。

我們當然尊重個人經驗的真切與價值,因此當我們嘗試建立「蓄奴制度不對、不好」的論述時,絕不是基於對個人經驗的否定,而一定要找到更為上位的理論基礎。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要教我們的孩子如何做「人」,那麼在上一輩多元個人觀點的機械呈現之外,我們也該教育孩子們「人」究竟是什麼,以協助他們型塑一個完整的「人」的理念。因此,關於「蓄奴制度」的思辨,除了多元文化主義之外,也該有更為上位的、關於人本的哲學思考。究竟什麼是「奴隸」?什麼是人的「尊嚴」?蓄奴究竟違反了什麼基本的價值?要把這些理念解釋清楚,我們才能理解「快樂奴隸經驗」之不足。

大哲學家 John Rawls 與 Ronald Dworkin 在其諸多政治哲學的著作中都強調,人文關懷的核心價值,就是對人「平等的尊重與關注」、賦予人「平等的機會與自由」。從這個角度切入,一個快樂的奴隸終究是其蓄主的財產,終究沒有與其蓄主同等的尊重與關注;不論他物質上如何豐裕,生活體驗如何快樂,也終究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因此,我們不能由奴隸的個人「經驗」,合理化蓄奴的「制度」。事實上,如果我們接受「人應該受到平等尊重與關注」的最最基本的人文理念,就無法不摒棄奴隸制度。

同樣的道理,當台灣討論七十年前日本的角色時,老人家各自不同的個人經驗與觀點當然珍貴,但是我們的論述不應該僅止於此。李登輝親善日本與許歷農對之咬牙切齒,這些個人經驗都不夠完整、哲理不夠圓融。

究竟什麼是「殖民」?什麼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背後有沒有違逆什麼基本的人本價值?對此,John Rawls 與Ronald Dworkin 平等尊重與關注的論述,有沒有可資引鑑之處?又如果極權統治與殖民統治一樣剝奪人民權利,那麼我們區辨這兩者的政治哲學判準該是什麼?

前述這些問題都相當嚴肅,遠遠超越了個人經驗的情感層次,也是比單純的「多元呈現」更為複雜的哲學思辨。如果教育只是告訴孩子「李登輝這樣看、郝柏村那樣看」,表列出幾十種不同見解,那是膚淺而粗糙的。又如果美國教科書討論蓄奴,只是表達「有的奴隸感到被欺凌、但也有奴隸覺得很快樂」,這當然也是不及格的教育內涵。

我真希望,台灣社會在爭執不同歷史記憶或史觀的主導權之際,也能對人文關懷與人本理念,探索更深一層的意涵。唯有超越史觀競逐,課綱的爭議才能真正地解決,而教育的理念也才庶幾乎圓融。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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