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球許多國家都在六月至九月有紀念活動。但是這些紀念活動在歐美、亞洲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對二次大戰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刻劃亞洲諸國對二戰態度的歧異。該文分析，亞洲國家對日本仍然心懷忌怨，當然與數十年來日本的態度有關。但是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MIT專研日本史的教授 J. Dower 指出，許多對外侵略的國家都會對國內人民有另一套說詞，辯稱其用兵或是「保護海外合法權益」、或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或是「建立東亞共榮圈」；這些確實都是八十年前日本首相對其國內人民的說法，也植入許多日本人心。而現任首相安倍，似乎就是這種論述的信服者。在安倍掌權之後，該國右派勢力明顯抬頭，更令中、韓、馬、菲諸國忿忿不平，這也是二次大戰七十年後亞洲各國意見分歧的背景。
把焦點移回台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台灣島內的見解歧異。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餘年，老一輩如李登輝者，其個人經驗當然與在中國大陸身歷對日抗戰的郝柏村、許歷農等人大不相同。此外，台灣內部不同意見的主張者，多少也反映出他們對於台灣未來走向（統、獨）的不同期待，這又使得對日本見解的爭議與統獨議題糾結不清。大人之間對日本的態度歧異，背後當然有其成長孕育背景、家庭際遇經驗等因素，甚至也可能受到日本當年「侵略有理」辯詞的影響。這種種因素的綜合，造成大人之間對若干歷史事件的詮釋不同、見解不同、主觀認知不同；照學者的用詞，這叫做史觀的不同。因此，前一陣子糾結難解的「課綱」爭議，背後有人說是「史觀」的爭議。
看到李登輝、郝柏村等人之間南轅北轍的「日本觀點」，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其肇因於個人不同的生活記憶與幼年經歷。依循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理念，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存在的不同於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應該要予以尊重、包容、甚至忍耐。既然這一代之間都要彼此包容尊重，我們自然也反對任何政治人物對下一代灌輸自己特定的觀點。
但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果只是依循多元文化主義，在教材中機械式地把各種多元觀點一股腦地丟給十幾歲的學生，恐怕是不理想的，甚至也是不負責任的。單單是觀點呈現並不足夠；觀點背後還得能提出有一套圓融一貫的說理，才能稱得上是教育。讓我舉一個未必全然相同的例子，做一些類比。 （相關報導： 從柄谷行人閱讀李登輝的日本演講─兼評《帝國的結構》 ｜ 更多文章 ）
大家都知道，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是容許白人蓄奴的。雖然我們都認為蓄奴是不對的、不文明的，但是確實有一些小說與報導，記述蓄主善待奴隸，甚至親如朋友一般。從生活環境與經驗上看，那些受到善待的奴隸，也許日子過得比其他「困頓的白人」還要舒適；我們姑且把他們稱作「快樂的奴隸」。假若我們要求這些人在「快樂的奴隸」與「困頓的白人」之間做個選擇，也許有不少人會依據他們的經驗，選擇做快樂的奴隸。可是，許多人大概都會對這樣的論述隱隱覺得不安，因為個別快樂奴隸的經驗與感受，並不能合理化蓄奴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