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球許多國家都在六月至九月有紀念活動。但是這些紀念活動在歐美、亞洲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對二次大戰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刻劃亞洲諸國對二戰態度的歧異。該文分析，亞洲國家對日本仍然心懷忌怨，當然與數十年來日本的態度有關。但是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MIT專研日本史的教授 J. Dower 指出，許多對外侵略的國家都會對國內人民有另一套說詞，辯稱其用兵或是「保護海外合法權益」、或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或是「建立東亞共榮圈」；這些確實都是八十年前日本首相對其國內人民的說法，也植入許多日本人心。而現任首相安倍，似乎就是這種論述的信服者。在安倍掌權之後，該國右派勢力明顯抬頭，更令中、韓、馬、菲諸國忿忿不平，這也是二次大戰七十年後亞洲各國意見分歧的背景。
把焦點移回台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台灣島內的見解歧異。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餘年，老一輩如李登輝者，其個人經驗當然與在中國大陸身歷對日抗戰的郝柏村、許歷農等人大不相同。此外，台灣內部不同意見的主張者，多少也反映出他們對於台灣未來走向（統、獨）的不同期待，這又使得對日本見解的爭議與統獨議題糾結不清。大人之間對日本的態度歧異，背後當然有其成長孕育背景、家庭際遇經驗等因素，甚至也可能受到日本當年「侵略有理」辯詞的影響。這種種因素的綜合，造成大人之間對若干歷史事件的詮釋不同、見解不同、主觀認知不同；照學者的用詞，這叫做史觀的不同。因此，前一陣子糾結難解的「課綱」爭議，背後有人說是「史觀」的爭議。
看到李登輝、郝柏村等人之間南轅北轍的「日本觀點」，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其肇因於個人不同的生活記憶與幼年經歷。依循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理念，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存在的不同於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應該要予以尊重、包容、甚至忍耐。既然這一代之間都要彼此包容尊重，我們自然也反對任何政治人物對下一代灌輸自己特定的觀點。
但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果只是依循多元文化主義，在教材中機械式地把各種多元觀點一股腦地丟給十幾歲的學生，恐怕是不理想的，甚至也是不負責任的。單單是觀點呈現並不足夠；觀點背後還得能提出有一套圓融一貫的說理，才能稱得上是教育。讓我舉一個未必全然相同的例子，做一些類比。
大家都知道，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是容許白人蓄奴的。雖然我們都認為蓄奴是不對的、不文明的，但是確實有一些小說與報導，記述蓄主善待奴隸，甚至親如朋友一般。從生活環境與經驗上看，那些受到善待的奴隸，也許日子過得比其他「困頓的白人」還要舒適；我們姑且把他們稱作「快樂的奴隸」。假若我們要求這些人在「快樂的奴隸」與「困頓的白人」之間做個選擇，也許有不少人會依據他們的經驗，選擇做快樂的奴隸。可是，許多人大概都會對這樣的論述隱隱覺得不安，因為個別快樂奴隸的經驗與感受，並不能合理化蓄奴的「制度」。
我們當然尊重個人經驗的真切與價值，因此當我們嘗試建立「蓄奴制度不對、不好」的論述時，絕不是基於對個人經驗的否定，而一定要找到更為上位的理論基礎。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要教我們的孩子如何做「人」，那麼在上一輩多元個人觀點的機械呈現之外，我們也該教育孩子們「人」究竟是什麼，以協助他們型塑一個完整的「人」的理念。因此，關於「蓄奴制度」的思辨，除了多元文化主義之外，也該有更為上位的、關於人本的哲學思考。究竟什麼是「奴隸」？什麼是人的「尊嚴」？蓄奴究竟違反了什麼基本的價值？要把這些理念解釋清楚，我們才能理解「快樂奴隸經驗」之不足。
大哲學家 John Rawls 與 Ronald Dworkin 在其諸多政治哲學的著作中都強調，人文關懷的核心價值，就是對人「平等的尊重與關注」、賦予人「平等的機會與自由」。從這個角度切入，一個快樂的奴隸終究是其蓄主的財產，終究沒有與其蓄主同等的尊重與關注；不論他物質上如何豐裕，生活體驗如何快樂，也終究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因此，我們不能由奴隸的個人「經驗」，合理化蓄奴的「制度」。事實上，如果我們接受「人應該受到平等尊重與關注」的最最基本的人文理念，就無法不摒棄奴隸制度。
同樣的道理，當台灣討論七十年前日本的角色時，老人家各自不同的個人經驗與觀點當然珍貴，但是我們的論述不應該僅止於此。李登輝親善日本與許歷農對之咬牙切齒，這些個人經驗都不夠完整、哲理不夠圓融。
究竟什麼是「殖民」？什麼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背後有沒有違逆什麼基本的人本價值？對此，John Rawls 與Ronald Dworkin 平等尊重與關注的論述，有沒有可資引鑑之處？又如果極權統治與殖民統治一樣剝奪人民權利，那麼我們區辨這兩者的政治哲學判準該是什麼？
前述這些問題都相當嚴肅，遠遠超越了個人經驗的情感層次，也是比單純的「多元呈現」更為複雜的哲學思辨。如果教育只是告訴孩子「李登輝這樣看、郝柏村那樣看」，表列出幾十種不同見解，那是膚淺而粗糙的。又如果美國教科書討論蓄奴，只是表達「有的奴隸感到被欺凌、但也有奴隸覺得很快樂」，這當然也是不及格的教育內涵。
我真希望，台灣社會在爭執不同歷史記憶或史觀的主導權之際，也能對人文關懷與人本理念，探索更深一層的意涵。唯有超越史觀競逐，課綱的爭議才能真正地解決，而教育的理念也才庶幾乎圓融。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