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專文:藥方只販古時丹──余英時師門六年記

2020-01-2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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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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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註2)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而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交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令我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裡,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包括李澤厚、任繼愈(一九一六—二○○九)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但在幾天的會議裡,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一九○一—一九九四)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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