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品茗，我喜歡佐以Yoku Moku（日本小蛋捲，據說為皇室喜愛的甜食）；這時內心便浮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追憶似水年華》起筆的一幕——男主角邊啜飲茶點，邊信手拈來「瑪德蓮」（Madeline）小甜餅；心頭霎時湧上朦朧的小確幸。
不意，斯波教授也是Yoku Moku的同好者，然而卻有過之無不及；他甚至把家裡所豢養的兩隻鳥兒，一隻叫「Yoku」，另隻叫「Moku」。日本「三一一」大地震那一年（二○一一），東京受波及，斯波負責的「東洋文庫」，書架幾全倒塌。處理公務完畢，八十高齡的他隨即步行了六小時趕回住家，唯恐家裏的書櫃倒下，傷及兩隻小鳥。
今年五月，個人受命前往東京，告知斯波獲獎之事。驅車前去東洋文庫，甫抵達便看到他與田仲一成——另位中國戲劇研究的大家——佇立在庭院中噴煙，仿似兩尊紳士石雕。後來才知曉，斯波是位煙癮不小的癮君子。
唐獎講演，他與聽眾進行問答時，一如打乒乓球般，一來一往；只是他經常在接球之後，就放到手中，仔細端詳，周延地思索，竟至忘我，令提問者頗為尷尬。返回日本之後，他復一絲不茍，逐條回函作答，正反映了他一貫嚴謹而有趣的治學態度。
斯波成名甚早，他的博士論文《宋代商業史研究》（一九六八）出版後，立即受到學界極高的評價。並受到洋學者杜希德的賞識，且由伊懋可（Mark Elvin, 1938—）著手譯成英文，從此在西方漢學界嶄露頭角。
他有多次前往西方國家交流的機會。有回在美國見到了宋史專家劉子健（一九一九—一九九三）教授，後者告訴他日本漢學厚實有餘，但國際化不夠。從此，他便決心把日本中國學的國際化當作目標。
其實斯波並非多產的學者，但作品極為精要。往往能解決重要的議題，而開創出一個領域或引領新的研究方向。彷彿二○一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一九五四—），雖才撰有七部長篇小說，但部部不同凡響，發人深省。
一九八六年，他竟以德文發表〈馬克斯韋伯對非歐洲社會歷史的貢獻：中國〉（“Max Webers Beitrag zur Geschichte nichteuropäischer Gesellschaften: China”），遂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湊巧，自己唸了若干韋伯的著作，在一九八五年曾疏理成一篇小文〈韋伯論中國的宗教：一個「比較研究」的典範〉，當時尚引起台灣社會學界一場小小的論辯。要知日本漢學素來保守，學風餘略嫌不足。斯波勇於向外尋求學術奧援，遂其一己之學，卓然成家，在該時日本學界的確罕見。誠如他所自述的，引進西方的新知，無異是對該時日本拘謹的漢學學風的一種反抗。 （相關報導： 堅持初衷的外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斯波義信：《持志以恆》選摘 ｜ 更多文章 ）
試舉一例，以概其餘：在《中國都市史》（二○○二）這本名著，斯波便企圖矯正之前過度強調城市的政治與行政性格，而側重城市的商業淵源與功能性。此書志在回應韋伯對中國都市的古典觀點，乃至為明顯。被詢及他為何挑選邊陲之區的台灣台南作為剖析的重點之一，他妙答因那個年代中國大陸並不對外人開放，無法從事田野考察，所以做此選擇。正緣他多番至台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故能做鉅細靡遺的深入分析。而他對「境」的剖析，尤有所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