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語世界的讀者對於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位政治理論家的大名現在大都已經是如雷灌耳了，然而對於這位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的再傳弟子和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真傳弟子的廬山真面目，由於國際風雲的時刻變化，卻仍然猶如是霧裡看花，難以準確地看透其真相。
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初民時代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精裝本問世於二○一○年底，二○一二年三月又出了平裝本。在本書中，福山的政治保守主義特色體現在他強調一個強大的國家對於維護法治和現代化過程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他依然堅持了早先提出的著名「歷史終結說」：福山從法國學者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解說中得到啟發，認為世界歷史在拿破崙一八○六年的奧斯維茨戰役之後已經終結了，因為此後的世界歷史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那些「自由」和「平等」普世原則在世界各地的逐步展開實現而已；當年黑格爾所看到的「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宰。這也是為什麼福山的這本研究人類政治制度發展史的著作以法國大革命為分界線，目前的上卷講到法國革命前夕便戞然而止。未來的下卷則將涵蓋自由政體從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初在世界各地的演進，從而為未來的自由政體提供一種可以動員民眾並擁有信念價值的宏大敘事。
幾個爭議性觀點
福山的理論中有些觀點可能會引起人們的爭議。下面僅就幾個筆者以為明顯有爭議的觀點略作討論。
爭議之一：以當代中國為例，福山認為法治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一個威權國家只要擁有「對財產權足夠好的尊重」，即可以達到高度的經濟增長。這種威權主義的看法不過是一種短視的事後解釋，恐怕禁不起長久的歷史測驗。福山一方面說「缺乏強有力的法治實在是[拉美] 貧窮國家為什麼不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的首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卻又說：「完全可能的是，即使不存在法律作為最終主權意義上的真正的法治，只要有『足夠好』的財產權和契約的落實，經濟也會得到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日中國沒有真正的法治，」但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福山自己很清楚，一種理論的價值不在於它能作出事後解釋，而在於它的預測能力。恰恰是在對中國未來的預測上，福山在本書中的說法似乎較為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