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化的契機主要來自四股力量：黨外的奮鬥、美國的干預、菁英分子的願望以及台灣的省籍對立，而我們這一代躬逢其盛。在民主化開端的多股力量較勁之際，蔣介石絕對是站在鎮壓的立場；而蔣經國就複雜多了。
蔣經國早年（從蘇聯回國後）襄助父親排除異己，逐步在黨內各種豺狼虎豹之間取得主導的地位，其中當然主要倚靠父親的力量和支持。這個階段他對權臣隱忍容讓，含蓄內斂，在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中不出風頭，不露鋒芒，互鬥的權臣們都沒把年紀小一輩的他當主要敵人。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才是蔣經國時代的來臨，不過也經過慘烈的權力鬥爭才穩住父後的權力版圖。他所需掃除的障礙都非易與之輩，包括吳國楨、陳誠、周至柔、宋美齡等精明厲害的人物。
蔣經國藉著其父還在權力巔峰的先天優勢，逐一擊敗權臣，從隱忍退讓轉而強勢掌權，在父親死前已經穩住權力。此時是一九七〇年代，是我們戰後嬰兒潮（民國三十五年到四十四年出生）進入大學和研究所的時代，對那些權臣非常厭惡，比較同情具改革色彩的蔣經國。而他為了爭取這一代大學生，找了年輕學者出版《大學雜誌》，以不露痕跡的方式打擊頑固保守的黨內老世代，包括萬年國大代表、萬年立法委員和萬年老監委，腐蝕他們的正當性，抵銷他們抗拒蔣經國的力道，並為後來執政的李登輝廢除他們鋪平道路。
這一招後來給鄧小平學去。鄧為了壓制保守派對改革開放的抵制和阻礙，開放天安門民主牆，讓年輕學子貼大字報痛批保守派老傢伙，這個策略固然達到改革開放的目的，卻也啟蒙了學生的反權威態度，伏下了六四天安門學運屠殺的禍根。這是蔣經國比鄧小平慈悲之處。此外，民主牆一代的年輕人後來利用價值消失，反而威脅到鄧政權而遭到整肅；蔣經國則善待大學雜誌的後生。
蔣經國的第三階段是老年期的溫和轉變。他在執政後逐漸從強勢主導轉變為溫和寬容，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已人老體衰，罹患嚴重糖尿病、美國又不允許他嚴厲鎮壓黨外及異議人士、而多屬留美派的黨內菁英也主張台灣民主化、黨外與自由派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張，逐漸獲得全民的共識，再加上蔣孝武涉及江南謀殺案，在美國壓力下宣佈蔣家將不再掌握政治權力，並外放蔣孝武到新加坡當代表以示決心。
此前，蔣經國雖沒明白表態，但敏感的人都已看出病末的蔣經國正在培養將孝武接班。蔣孝武雖僅為中廣公司董事長，但出入都有警衛多人衛護，站崗的是憲兵，不是警衛或保全。每晚情治機關須向他報告情報，然後由他再向蔣經國匯報，完全是蔣介石當年培養蔣經國的模式。徹底掌握軍、情是獨裁成功的不二法門，今天的習近平基本上也走這條路子。
好在黨外那時已經坐大，美國也藉江南案挫折了蔣經國的兒子接班計畫，否則今天的台灣由蔣孝武統治，就像北韓金家的家天下，台灣人豈不羞愧而亡？
這段時期當中，有個插曲值得一提。有一天我的老闆余紀忠先生把我們幾個人叫去他家（就在公司範圍內），告訴我們當天早上國民黨中常會中發生的一件事（余先生和聯合報老闆王惕吾、中央日報負責人曹聖芬都是中常委），說當時警備總部拿出前一天高雄錫安山居民在總統府前的抗議拆遷大遊行時，高舉上面寫著「蔣經國是暴君，國民黨是暴政，暴君必滅，暴政必亡」的看板照片給大家看，並主張嚴辦。那時蔣經國已多次否決鎮壓黨外的提案，常委會早已氣悶不耐，而此刻的照片反蔣、反政府證據確鑿，會中成員都力主馬上逮捕嚴辦。只見蔣經國沈吟半晌，嘆口氣表示不准逮捕反蔣人士。戒嚴時代完結後，政府對錫安山的態度轉為放任，高雄市政府更把錫安山視作景點。其實錫安山群眾只爭居住地，並無政治訴求。此事說明蔣經國的決定十分智慧，沒有引爆對立衝突。
蔣經國長年整肅異己，當然殺害許多人士，此罪歷史已記載入冊，但是他晚年的善意像是自稱自己是台灣人，給部屬做愛台示範和認同轉移、宣佈蔣家人不再繼承權力、外放蔣孝武、外放權臣王昇、否決鎮壓異議人士等，其晚年的溫和柔軟，為台灣和平走向民主化的「寧靜革命」搭好舞台，功不可沒。 （相關報導： 柯文哲談香港反送中抗爭：蔣經國晚年在政治上逐漸放鬆，大陸可以參考看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昨日報─我的孤狗人生》（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