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騷」非艷詞，而是華夏詩詞的源流：《泛文與泛情》選摘（3）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

問：前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您的《身體和情欲》和《風騷與豔情》，前者是您到北美後的論文集，後者是您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版過的專著，您認為這兩部作品的最大不同是什麼？我們尤其感興趣的是，您現在對《風騷與豔情》怎麼評價？

答：就從《身體和情欲》這本評論集說起吧。我出國後一直在寫隨筆評論，各種內容的都有，並非全都圍繞著性與性別的話題。至於收入此書的文章，因為首先得考慮出版審查上許可的尺度和銷售上可能產生的效果，所以從已發表的文章中做了一定的篩選，比如，能收進來的東西，起碼不要有什麼抵觸和妨礙，以免印出來給出版社造成意外的麻煩。在這一大前提下，經過與編輯磋商，我特別注意挑選了那些學術性與可讀性兼顧的文章。正好這些年來我寫了不少討論性別理論的評論，在報刊上發表後反應還算不錯，於是便選入數篇，結集在「身體和情欲」的總話題之下。順便提一下，我一九八九年寫成一本小書，名叫《女權主義與文學》，後來拖到一九九四年才在北京出版。如果說在那本入門性的讀物中我集中評介了截止八十年代中期歐美的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那麼在《身體和情欲》一書中，我著重討論的便是九十年代初以來性別理論在文學研究和文化批評方面的廣泛應用了。眾所周知，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是歐美六十年代以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產物，她們在文本上處處致力於批判和顛覆男性中心的文化傳統，可謂一「破」字當頭的革命思潮。鬧到了八十年代末，質疑、抨擊和消解的文章也作得差不多了，而性別的視角已漸為學院內的男性學者所接受，並影響到文學研究以外的其他學科，跨學科的性別理論便由此應運而生。我在《身體和情欲》一書中討論的很多問題，如乳房的文化史，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女性身體，身體與情色的關係，減肥節食的問題等，便在一定的程度上補充了我早先那本小冊子不可能囊括進去的最新情況，可算是對女性主義批評之後綺麗的波瀾做了幾束光亮的掃描。

現在趁著談我集子中的文章，我還想補充說幾句關於新理論新方法對我的影響的問題。該集中有些文章是我在出國以前寫的，比如評楊爭光小說的文章，我屬草之際並沒有想到拿什麼新方法去讀解。我憑的是我多年在陝西農村生活的經驗感受，討論楊爭光筆下的人物，也是在和我熟悉的村民們對話。比較而言，我更喜歡這種從自身閱歷感受中提煉思想的為文狀態，它是積久而發的，無需拿引文的編織去填補思路的空檔。我出國後寫的評論多針對新出版的英文專著，這些書不同於在國內我曾喜歡鑽研的那類批評理論流派引論或思潮分類介紹之作，它們是對各個特殊領域的專題研究。方法理論已溶解於對具體問題的深入分析，讀這些書對我的啟示是：只要你能在一個確定的領域沉下去努力勘探，對你有用的方法自然會在勘探及發現的過程中摸索出來。 （相關報導： 石之瑜觀點：誰把跳舞賺錢的快樂小姐變成政治消費物？ ｜ 更多文章 ）

《風騷與豔情》初版於一九八八年，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本專著。與以上那本評論集中所收的隨意讀書而即興發揮之作不同，《風》書乃出自我多年學習古典詩詞所積累的知識及感受。我的研讀古典詩詞最初本由習作舊詩入手，在此書台灣版的序言中我是這樣描述的：「我基本上沒受過多少大學中文系的教育，直到後來有機會再入大學深造，在很長一段歲月中，我的生活都處於文化上的邊緣地位。讀詩或寫詩，不過業餘的奢侈消遣而已。由於一直都是從性之所好出發去自學一些國學的基礎知識，而很少從課堂上接受教條化的理論，因而從一開始就在良知較小受到歪曲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泛覽的書籍，隨之對古人的處境及其區區懷抱漸漸有了較貼近的默會。……在作詩填詞上經驗地諳熟了一種並未從知性上識辨清楚的表達方式。」正是長期以來閱讀和習作舊體詩的過程中默會了其體要、品味及意趣，等後來從研究的角度再重溫我熟悉的作品，並試圖運用新方法、新理論去作分析，我才發覺死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和用語是很危險的。我也一度迷戀新方法，但我從一開始就敏感到，一味拿西方的概念和用語套用於中國文學的事實，很容易弄得驢頭不對馬嘴。我更喜歡拈出幾個古代文學中固有的關鍵用語，把它們置於相關的歷史脈絡中作重新描述和界定。比如，「風騷」與「豔情」，乃至後來在另一本討論性與古典文學的書中貫串始終的「風月鑒」，便都屬於此類關鍵用語。它們都是含義豐富的意象，都隨著文學的發展呈現出複雜的變化。如果把此類構成我書中敘述框架的用語比作函數表的數軸，我憑藉著它們力圖勾畫出來的，就是一種分化與融合的演變軌跡了。當然，《風》書討論的各個方面都只是開了個頭，僅淺嘗而止。在此書出版以前，有關古代婦女文學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來謝無量、梁乙真、譚正璧那類羅列女作家花名冊著作的水準上。從此以後，不少研究者都開始注意到女性的文學和文學的女性二者並重的方向，並且將兩者並置在古代文學的總體中來研究考察了。女性的關注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它也是切入點，是勘探的線索和掃描的光束。

你特別問起我現在對《風》書的評介，那就讓我們接著「以女性的關注為切入點」這個話題往下再說。我想指出我在撰寫此書時著筆尤濃的一點，但這一點似乎很少被喜歡讀這本書的讀者注意到，那就是貫串全書的兩種聲音：男性的「慕」和女性的「怨」。企慕情境始於對遠方目標的嚮往，其詩意來自距離的隔阻，而詩歌的行動總是穿越迷霧的持續努力。怨離情緒乃是從靜止的位置上對離去者拉遠了的空間距離產生憂慮，由此引起猜疑、憂傷和怨詛。這是瀰漫在古典詩詞中兩種普遍的生存境況，也是我一直用心捕捉的聲音。高彥頤說我在此書中「寫情以寄情」，可謂搔到了癢處。

問：中國古代女性文學長期以來在國內學術界不被人重視，作為該領域的較早涉足者，您也長期被排除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圈子之外，不過您的有關研究在北美卻獲得了較高的聲譽，您怎樣看待這個反差？

答：我最早只是想研究豔情詩，旨趣並不在婦女文學。劉勰說過，「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實也。」婦女文學有的是女性學者在研究，男人去插手，終究隔了一層。這是我最初的想法。後來我寫豔情詩的論文遭到否定，現在看來，那文章確實也不夠成熟，早碰釘子，惹點小禍，也未嘗不是好事。就這樣我退出了古代文學教學的圈子，雖談不上受到了誰的排斥，但畢竟你未廁身其間，到頭來便輪不上你參與其事了。

就從我寫作《風騷與豔情》的事說起吧。那時候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籌劃「婦女研究叢書」，我接受了該叢書主編的約稿，也算是受到了一個在古代文學研究圈子之外的女性學者的重視。進入了這個共用的邊緣陣地，我起初由性別差異而產生的選擇猶豫也就隨之消融於其中。寫這本書的過程使我對性別轉換的問題有了切身的體驗。作為作者，我不完全是那種置身局外，面對文本的冰冷分析者，我同時也進入了自己的敘述，經歷了某種性別扮演。本是受約寫一本狹義的女性文學史專著，摸索中卻演變成性別研究之作。「擬女性」的聲音及男性對女性的欲望投射從而蔓延成該書的主要議題。可以說我是在還不太清楚性別理論的情況下，本著個人早年的學詩體會，不自覺地踏出了性別研究的路子。我們還可以順著上面提到的兩種聲音再說幾句。企慕與怨離不只限於男人和女人的劃分，在男性之中，仍可以發生怨與慕的分化。當男性面對的欲望物件是女性的身體，企慕的情懷便表現為對閨房世界的香豔鋪陳。當男性在仕途上失意坎坷，反覆向君王或上司陳情，其擬女性的怨詛便唱出了政治失戀的調子。

《風》書所作的探索不過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罷了，在台灣和美國的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開始對性別理論感興趣的時候，國內還侷限於狹義的婦女文學研究的觀念，我那男聲而女調的敘述遂使我的聲音同外面的新聲有了適時的應和。《風騷與豔情》問世之初，我記得北京一位持激進態度的女性主義批評家曾就該書主要討論男性文本的缺陷而將其排除在婦女研究的範疇之外。但在婦女研究已邁向性別研究層次的台灣和北美，我討論的問題正好與學者們的關注點有所契合，有些話大概說得於他們心有戚戚然，所以在不少人的著作中被間或徵引，要說產生了影響，也就僅此而已。但在國內則引起過某些可笑的反應。由於書名可能在個別人的接受中產生誤解，致使嚴肅的學者一見封面上那刺目的標題就不屑再往下翻。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說，此書初版之日，就僅僅因為那書名看上去不雅，便被地方上列入了掃黃書目之中。顯然，他們就知道世上有風騷娘兒們，卻不知道華夏詩詞源流中叫做「國風」和「離騷」的兩大源頭。要說國內外的反差，我看就是這些吧。 （相關報導： 石之瑜觀點：誰把跳舞賺錢的快樂小姐變成政治消費物？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旅美作家康正果新著《泛文與泛情》（允晨出版）中「關於古典文學的談話─答曹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