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信觀點:五四精神不死,民主自由在台灣

2019-05-0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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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右)出席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會。(簡必丞攝)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右)出席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會。(簡必丞攝)

百年五四,對兩岸政治人物來說,可能只是「五四」這樣一個學生運動,但對於走過五四的年輕心靈來說,五四就是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她不會是過去式,只會是進行式!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他奉了老蔣命令出國。4月14日胡適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同一天夜裡再寫〈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一文。距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好30年,這一年國共內戰造成了兩岸分治的歷史時代大悲劇。

在前文中,胡適指出,「……眼看見共產黨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在《自由中國》1949/11/28創刊號中,胡適、雷震等人發起了「自由中國」運動,這本刊物就是推動的起點,他們提出四點宗旨做為工作方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對抗極權政府、協助淪陷地區同胞、使中華民國成自由中國。

在後文中,胡適是在看過《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後有感而發,(陳獨秀在1937年8月出獄,1942年5月27日過世),胡適認為,「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參考《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頁2083-2091)

談到陳獨秀對於民主自由的最後沉思,胡適寫道,「獨秀在這一年之內(1940),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所以能用一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在此同時表達了他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

陳獨秀的最後結論有,「……所謂 『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對此胡適的反思是,「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反對黨派之自由。」

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陳獨秀與胡適往來信函。
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陳獨秀與胡適往來信函。

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可說是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宣言;1918年夏,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是繼《新青年》之後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本刊物。當五四爆發時,北大的傅斯年被公推為主席,五四當天下午一點在天安門集合,再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示威,抗議巴黎和約,要求收回青島。學生發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宣言(此一宣言是羅家倫在15分鐘內完成),接著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賣國賊的家去!」傅斯年勸大家不要激動,但群情憤慨,傅見情勢無法控制,就自舉大旗,率眾前往趙家樓曹汝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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