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對兩岸政治人物來說，可能只是「五四」這樣一個學生運動，但對於走過五四的年輕心靈來說，五四就是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她不會是過去式，只會是進行式！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他奉了老蔣命令出國。4月14日胡適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同一天夜裡再寫〈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一文。距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好30年，這一年國共內戰造成了兩岸分治的歷史時代大悲劇。
在前文中，胡適指出，「……眼看見共產黨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在《自由中國》1949/11/28創刊號中，胡適、雷震等人發起了「自由中國」運動，這本刊物就是推動的起點，他們提出四點宗旨做為工作方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對抗極權政府、協助淪陷地區同胞、使中華民國成自由中國。
在後文中，胡適是在看過《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後有感而發，（陳獨秀在1937年8月出獄，1942年5月27日過世），胡適認為，「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參考《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頁2083-2091）
談到陳獨秀對於民主自由的最後沉思，胡適寫道，「獨秀在這一年之內（1940），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所以能用一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在此同時表達了他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
陳獨秀的最後結論有，「……所謂 『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對此胡適的反思是，「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反對黨派之自由。」
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可說是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宣言；1918年夏，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是繼《新青年》之後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本刊物。當五四爆發時，北大的傅斯年被公推為主席，五四當天下午一點在天安門集合，再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示威，抗議巴黎和約，要求收回青島。學生發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宣言（此一宣言是羅家倫在15分鐘內完成），接著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賣國賊的家去！」傅斯年勸大家不要激動，但群情憤慨，傅見情勢無法控制，就自舉大旗，率眾前往趙家樓曹汝霖家。
學生湧進曹家後，找不到曹汝霖（已聞風藏匿），拆床、砸家俱、毀車並放火燒客廳、書房等處，章宗祥適在曹宅躲藏，聞火而出，被學生痛毆，由日人中江丑吉救下，從後門逃出。當警察趕來時，學生已走光，只逮捕走避不及的二十多位學生，段錫朋與傅斯年都在其中。傅在警方盤問是否有參與放火時，答道：「好漢做事好漢當！」而被帶走。在蔡元培校長保釋，學生被釋回。日後傅斯年談到五四時，曾說過：「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就是無內幕。」顯示五四只是動機純潔的學生愛國運動，是自動自發，並沒有被中共或其他因素所操控與鼓動。
然而五四後，北大學生會漸漸變質，此時共黨分子活躍於「工讀互助團」，毛澤東也是成員之一，他們吸收不少各省來到北京準備考學的學子們。1921年，《新青年》已變成了共產主義的下正式宣傳刊物，胡適另創《努力週報》。胡陳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至此分道揚鑣！
30年後，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余英時教授指出，「《自由中國》承擔了傳播第二度『五四』運動的重任是不足詫異的。」雷震、殷海光致力推動反對黨與推動民主政治走向政黨政治，不惜得罪老蔣的三連任算盤，得罪當道，成了威權的犧牲人物。1970至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從事運動人士動輒身陷牢獄。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人士多人以「叛亂罪嫌」被捕，在逃落網的總指揮施明德更被視為非殺不可的「首謀分子」，當時小蔣曾找《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商談此事，余先生向小蔣建言：「用殺不能解決問題」，在美國國會議員與外媒和國內各界壓力下，最後施被判無期徒刑，其餘皆判有期徒刑。
黨外組黨運動日趨熱絡，余紀忠對此一運動，特別是組黨一事，不斷給予同情與支持。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當晚國民黨部與軍方聯合施壓封殺此一新聞，余先生以「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壓制人民組黨結社的權利，無以向歷史交代」為由，拒不受命，新聞照發。翌日中時更發表社論對黨外人士組黨一事，提出「憲政體制必須完整，政黨必須開放，國土不容分裂」三點看法。完全和胡適在1949時為《自由中國》寫下宗旨的那種精神前後呼應！
小蔣放下了威權體制，讓中華民國走回真正民主法制，深切體會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圓的夢時，同時開放的老兵探親，小蔣甚至表明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同時表示蔣家第三代不會在政治接班，來表明推動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的決心。在黨的走向上，小蔣深知國民黨必須要本土化，才有生存與發展的可能。大量舉用台省籍菁英就是此時最重要的政策，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等人紛紛受到重用。
可惜的是， 在李登輝的手上出現了「特殊國與國關係」，不但阻絕了中華民國的正統性，更以「戒急用忍」來進行「鎖國」。小英變本加厲，把中華民國「架空」，藉「轉型正義」之名大施改革，實際就是要致國民黨於「死地」。2018年1124韓流在一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中，戳破了小英所創造的「假相」，從民進黨執政的「無能」，贏回了藍營15席縣市長。
韓流是民心思變的象徵，中華民國與國旗是他們最大的公約數，更是追求民主自由與反對黨派之自由的「五四」精神重現。小英和民進黨完全執政，卻一味地打壓這種「監督政府」的所有行動，完全背離了胡適在《自由中國》所列下的宏規與民主自由精神，失去了民主與自由精神的小英與民進黨已和「專制」沒有什麼兩樣。
至於彼岸的習近平在五四百年前發表了，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同樣荒謬的說法與心態，在經歷文革十年的迫害與摧殘後，老鄧復出，提出「改革開放」，就是因為中共專政已經走進死胡同了，唯一的生路只有開放，然而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大陸另一波五四精神的覺醒，老鄧沒有像小蔣一樣選擇了民主自由，卻發展「新威權主義」血腥鎮壓，習近平接續的就是這樣的「新威權」專政思維，還是走「一黨專政」老路，依然容不下反對人士與政黨與聲音，和陳獨秀生前最後對民主自由的省思繼續背離，也就是說繼續與五四精神說再見！
只是百年來在中國大陸、台澎金馬還有千萬分散在海內外的華僑，五四精神永遠不死，人民對抗專政、威權，爭取民主自由的心永遠不死！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