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訪問記》四海無家一滴淚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我們初次見面時，余先生專門推薦我讀一讀巫寧坤先生的《一滴淚》。恕我孤陋寡聞，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巫寧坤」的名字。告別時我從余先生家裡帶走《一滴淚》，在火車上一路看來，到了波士頓時，我打電話給余先生：「不知巫先生現在哪裡？如果有機會訪問他就好了。」「他現在就住在華盛頓。」2007年12月6日晚上，我坐在巫寧坤先生家裡，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插曲。

我將從余先生家帶來的《一滴淚》取出，請巫先生簽名，巫先生一看：「哎呀！這本書是我送給余先生的，扉頁上是我題的詩。」我嚇了一跳：這麼多天來我竟然誤以為那首詩是印在扉頁上的！我即刻向巫先生道歉，巫先生哈哈大笑：「沒有關係，這本由我寄回給余先生好了，我再送給你一本。」隨後便在贈我的那本書扉頁上題詩：「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還鄉半步橋。」當晚從巫先生家回來，我打電話給余先生，為書的事情道歉，余先生反而安慰我：「這是我的疏忽。」幾天後，巫先生用英文寫信告訴我，他和余先生在電話裡談起這件事，笑個不停。我彷彿聽見他們爽朗的笑聲。

在巫先生家，我發現他有一個特點：幾乎每講完一句話都會笑。而書桌上引人注目的是喬志高、巫寧坤、余英時3人並肩大笑的照片。我問起喬志高先生的近況，巫先生說：喬志高先生不喜歡華盛頓冬天的寒冷，已回到佛羅里達過冬去了。後來我在電話中向余先生請教喬志高先生的經歷與學問，喬志高先生原名高克毅，1912年生，為人豁達。「明年有機會再到美國，我一定要訪問高先生。」我對余先生說。話猶在耳，高先生2008年3月1日在佛羅里達逝世了。雖然高先生享高壽九十有六，真謂喜喪，但對我來說，無緣相見，不勝悵然。

巫寧坤的《一滴淚》中說：「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8年的故土了。」到了北京，在前門火車站接巫寧坤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 （相關報導： 周言專文：余英時轉向東方—讓研究傳到西方漢學小圈子之外 ｜ 更多文章 ）

當年巫寧坤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將近舉手可得，卻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巫先生把自己的經歷總結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我勸巫先生把《一滴淚》之外的故事再多寫些。「我是懶得不得了的人。余先生叫我把這些文章集結在允晨出版，書名叫《孤琴》。」巫先生聽了哈哈大笑，「余先生讓我寫關於思想改造的歷史，他對這方面特別感興趣，所謂『心史』，特別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我最近發現最重要的作品是寫人的靈魂的受難。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寫的就是人的靈魂的受難。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那是最高級的人的靈魂的受難。《咆嘯山莊》寫的是人的靈魂的受難，所以才有價值，順著這個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則根本看不懂。」後來《孤琴》出版，也是由余先生作序。

余先生在《一滴淚》序中認為：「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序中也特別提到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趙蘿蕤這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以及她的先生陳夢家。

提起陳夢家和趙蘿蕤夫婦，我馬上聯想到另一段記憶。我到上海訪問王勉先生時，談到錢鍾書，王先生告訴我：「錢鍾書我只見過一次，在上海復興路，抗戰勝利以後我到上海，徐高阮帶我去。徐高阮說，錢先生請我們去吃點心，我們去了，談了3個鐘頭，無非品評臧否人物，陳夢家也在被罵之列。其實陳夢家早年以新詩人聞名，晚年致力古文字和歷史研究，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上海陸灝則說：「我是錢迷，錢鍾書迷，而非金錢迷。當年聽趙蘿蕤說她不喜歡錢鍾書，我很驚訝。可她確實說得乾脆俐落：『錢鍾書太刻薄，我不喜歡他！』」

後記─

余英時先生仙逝後，我的心情極為沉痛。起初1個月裡，我幾乎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黃進興先生和廖志峰兄不斷寬慰我，使我心神漸安，追思這14年來和余先生的交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追思之中漸漸復活。我懷著溫情與敬意，重尋心史，文思忽如泉湧，於是日以繼夜，不計工拙地寫下余先生的言思。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當我全身心撰寫這部《余英時訪問記》時，彷彿余先生就在身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余先生的意趣形象永生在我的心間，付諸文字時，使我淡忘死別的痛苦，拋卻塵世的執念。因此，這部訪問記也是一部心靈史。

2007年，我和余先生初晤，是新聞記者對歷史學家的訪問。當年我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訪知識人」為理想，希望盡我所能，到處訪問名家，留下歷史初稿，給史家做材料，為事實找旁證。我和余先生一見如故，一席談勝讀十年書。第一晚餐敘時，我問余先生有沒有寫回憶錄的意願？余先生坦言並無此意。我們相談甚歡，片言即決，約定暢談成一本《余英時談話錄》。2008年，張充和女士人健筆健，欣然題寫了《余英時談話錄》書名。《余英時訪問記》成書時，則請余先生的摯友金耀基先生題寫書名。

《余英時談話錄》數易其稿，我寄回給余先生，希望由余先生親自校訂。當時余先生正忙於《論天人之際》的著述，無暇細改那本談話錄。等到余先生完成晚年學術巨著後，閒談中，我提到單德興先生訪問齊邦媛女士而促成《巨流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余先生何等智慧，當然知道我言外之意，這便有了《余英時回憶錄》。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序中說，回憶錄是建立在談話錄的基礎之上，那是余先生謙虛。實際上，我並無寸功。至多是我和余先生暢談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復活了余先生的記憶。對我而言，余先生樂意和我天南地北暢談，使我受益無窮。 （相關報導： 周言專文：余英時轉向東方—讓研究傳到西方漢學小圈子之外 ｜ 更多文章 ）

這14年來，余先生對我殷殷寄語，最終形成文字的不及談話內容之萬一。而《余英時訪問記》的成書，得之於余先生者多，出之於我者少。從這個角度來講，《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都是余先生的著作，不過是余先生假我之手回顧他的平生學思歷程而已。

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余先生親撰回憶錄，遠勝我整理談話錄與撰寫訪問記的價值千萬倍。因此，《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以後，我萬分期待余先生親撰下冊，講述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以後更為廣闊的歷史世界。在我看來，余先生如能完成一部完整的回憶錄，重尋平生學思歷程，誠為現代文化史上重要的「心史」；則《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並無出版的必要。然而，如同我期待余先生晚年寫唐史著作一樣，此願成夢。唐代詩人祖詠〈終南望餘雪〉只作：「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而嘆「意盡」，留下無盡的悠思。余先生博大如海，如今的《余英時談話錄》和《余英時訪問記》，記錄的只是余先生世界裡的滄海一粟。

我天資不高，學識有限，但我以為志業生涯中最要緊的是敬業。如果能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更是仰不愧天。余先生能和我相談甚歡，也許正是欣賞我的敬業精神。我性格爽快，對余先生一向暢所欲言。而余先生提攜後輩不遺餘力，無微不至地關心我，使我如沐春風。這十四年來，余先生視我為忘年交，總是和我無話不談。因此，余先生對我的談話，便有了歷史價值。在余英時的歷史世界裡，我只是一個動了真情的提問者和聆聽者。

明代呂坤說：「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胡適先生對此言頗為欣賞，藉以教誨新聞記者。在我看來，新聞記者與歷史學家同樣擔負著為人辯冤白謗的道義。而余英時先生的著作中，常常為古今人物辯冤白謗，甚至多次為胡適先生辯冤白謗。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是余先生從事歷史研究的樂趣。余先生堅信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提倡做有尊嚴的知識人。「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是古今常態，胡適先生和余英時先生的生前身後，皆見此景。杜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已道盡底蘊。

在現代文化史上，有人和余英時同調，有人向余英時立異，但決沒有人能夠完全不理會余英時的學說。此意原論康德，余先生對此意頗為欣賞，先後藉以論韋伯與胡適。如今余先生隱入歷史，《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三部曲，成為余英時「心史」的一部分。余英時的歷史世界，如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期待更多朋友的共鳴。 （相關報導： 周言專文：余英時轉向東方—讓研究傳到西方漢學小圈子之外 ｜ 更多文章 ）

＊作者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余英時訪問記》（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