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跑黨政新聞後，我寄希望於國民黨改革，寫了很多有關的的文章，受到「言控」單位側目。然而蔣經國特別要余先生傳話給我：「寫出了他心裡想說的話」，並在十一全的閉幕演說中，把我寫過的內容一句一句變成他的主張，我百感交集，多麼希望他能加以實現。
1976年，我進一步由主跑國會線記者調為黨政線記者。在此先說一段為報社舉才的故事。
受命為報社舉薦人才
我在時報的表現深受余先生的肯定，在我結婚喜宴上的一番致詞（1974年），給了我無上的光彩，據說是時報人未曾有過的榮寵。他相信「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裡，於是想經由我找些同學好友進來時報。最初他透過其他長官跟我說，後來就直接和我商量。我怕引起閒話，一開始還敷衍推託，後來抵擋不住，便只好遂了老闆的心。
老實說，我本只想做個好記者，像國外一些記者一樣，直到白髮蒼蒼，還是記者，即所謂 senior reporter，這便是我嚮往的最高目標。如果我拉人入夥，肯定會引起閒話，比如，是不是想拉幫結派啦，是不是要樹立自己的勢力啦，是不是要討好老闆想邀功啦等等，會愈來愈講不清楚。但是後來既然擋不掉，就發願為時報找人才。既然老闆需才孔亟，又看見世代交替的必要，我何不幫忙引進好手，讓《中國時報》更好？「君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吧，其他都在所不計了。
就因這樣的念頭，我陸陸續續幫時報引薦了不少人才。比較有名的如司馬文武（江春男）、南方朔（王杏慶）、林添貴、王健壯、葉言都、黃肇松、彭懷恩、金惟純、鄭梓（後來是成大名教授）等，甚至黃年在回到《聯合報》以前，也曾一度來到時報為黃金陣容的一員。
有過帶動關係的包括：唐鳳的爸爸媽媽唐光華、李雅卿，以及林聖芬、公孫策（陳哲明）、張叔明、李利國、林國卿、胡鴻仁、傅依萍、劉黎兒等等。陳婉真其實不算是由我引進的，但是我們有一段跟中壢事件有關的故事（詳後）。當時很多人才紛紛進入時報，蔚為風潮，給時報帶來了很大的轉變。
接跑黨政新聞，牽動人事敏感神經
回頭繼續說我跑黨政新聞的事。其實，我跑國會新聞正跑得得心應手，並沒有要跑黨政新聞的心念，雖然我知道在報社記者體制裡，那是首席。
黨政記者張佑民老前輩跳槽去了《中視》，黨政記者出缺。採訪主任起初接受了江春男東海大學政治系的一位學弟，可是能力與經驗完全不堪勝任，時報的黨政新聞一落千丈，慘不忍睹。有一天採訪主任和我一起在余家開會，余先生提及此事，空氣一度凝結，半晌，採訪主任嚅囁地說，他會想辦法再找找人。余先生終於耐不住地指著我說：「這不就是個現成的人嗎？叫天瑞跑不就好了嗎？他的成績我們都看在眼裡，就叫天瑞跑黨政嘛！」採訪主任即刻回應：「我也是這個想法！」就把黨政新聞的重責交給我了。 （相關報導： 呂文浩專文：普及吳景超從2021年開始 ｜ 更多文章 ）
跑黨政新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累積，對各方面的政策暸解，對黨政的人脈熟悉，都要有累積，這就是黨政記者之所以為首席的原因。假如沒有建立好相當關係（務實地說，看你有沒有寫過什麼像樣的東西？以及，知名度、口碑等等），那些大官會願意跟我們講話嗎？會理我們嗎？又如果談吐低俗、問題幼稚，他根本連搭腔都懶得。因此黨政記者首先必須是一個令人看重而且願意對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