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上採訪主任
十一全開完一個多月後，我於1977年1月1日升任採訪主任，那是經過一段無效抗拒之後的結果。儘管我拜託余先生：「您要是真的對我好，就讓我好好做個記者。」在他面前，這是白說。
做記者，形同自耕農、自了漢，如何寫是我自己拿捏，上面要用就用，不然就改，再不然就丟，我也不會去爭。但基本上我還算獲得相當的尊重，比起一般的記者，擁有比較大的空間。那時候寫東西一定要能把握分寸，在這個大原則下設法偷渡，打擦邊球，走鋼索，埋地雷，箇中竅門可謂存乎一心，做得好也是一種創作，會有成就感。
我既已有這樣的能耐，又與蔣經國有著奇怪的默契，豈不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嗎？就像名報人張季鸞，若非受到蔣介石的信任，怎麼發揮他的影響？怕不早就抓去殺頭了。這不僅在中國，即使世界各國也是一樣，權者若是對智者有多一點認識和了解，知道不是出於惡意，他會聽得進去。在言論比較受限制的國家尤其如此。
可是當了採訪主任以後，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寫文章了。因為採訪主任帶兵打仗，天天與對手全面較量各種新聞，不能自己拿起筆就寫，要給記者們表現空間。何況管人，管新聞，管行政，管內外關係，各種疑難雜症，事情很多，不可能有時間來琢磨個人的專欄，即使做也一定大打折扣，而假手於記者做的，往往有所不足，少了原味。所以我的名字就從報面上消失了，如過去那樣的效能幾乎歸零。
顛簸人生的開始
其次，過去純粹做記者不必時常和老闆接觸，但是採訪主任要參與決策，並隨時被余先生召去談話、商議、聽命，無所逃於他的掌心。余先生確實對我相當器重，常交付包括採訪部門以外的事給我，而我也總能使命必達。但在重要的人事和新聞決策上，真正的總編輯是他，必須他說了算。
畢竟我們相差38歲，總有一些思維落差和世代矛盾；職務上我們中間還有其他長官，包括總編輯，我也不便、不慣直達天聽，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便與余先生之間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不免和他發生爭辯甚至爭吵，甚至多次負氣請辭。這樣，和余先生的關係就會逐漸改變，也會形成他的困擾，我雖不願，卻是無奈。一年後他把我換下來，過了1年又要我回任，再過1年半索性流放，都與此有關。(5之3)
＊口述作者周天瑞，資深媒體人，《新新聞》創辦人之一，前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現任《優傳媒》董事長。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本文原刊《優傳媒》，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