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仙逝，跟余英時絕對不一樣，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麼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麼渴望「未來革命」而不容清算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
本文從《屠龍年代》第二章『燥龍』中抽出，亦讓我回想起來，當年那個焦躁的中國，清醒者無幾人，李澤厚恰是其中一個，而中國在專制底下又在釀造焦躁的新一代，天安門還會寧靜多久？
李澤厚，中國知名哲學家，1980年代曾被中國青年人譽為「精神導師」；六四後因批評政府處理的手段一度致使作品被禁，1992年移居美國；歷史學家余英時曾評價李澤厚通過書籍「使得一整代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了出來」；1995年出版《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為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錄，在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學界對他有兩面意見，有人認為他雖然反對民族主義，但却未脫出「華夷之辨」的框架。2021年11月2日在美近世，享壽91歲。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天京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０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相關報導： 蘇曉康專文：中國的天──黑了下來 ｜ 更多文章 ）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