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戊戌政變後在海外流亡十六年，譚良（1875-1931）廣東順德人，曾是康門弟子。一九０六年六月康有為委託譚良在芝加哥開了瓊彩樓（KingJoyLo）酒樓，沒想到後來因財務糾紛師徒反目，終至決裂。本文根據譚良外孫女，也是歷史學者的譚精意（JaneLeungLarson）提供兩人往來的書信和文件（由方志欽主編、蔡惠堯助編的《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彙編》一書），及其他史料，梳理出整件事情的顛末！

匯款只是把海外華人與母土繫在一塊的諸多細線之一。政治是另一條細線，而且政治也有其經濟面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如何對待海外華人成為中國政治論述裡的重要主題。改革派認為海外華人受壓迫和清朝積弱不振有關，認為西方排華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加諸中國的諸多恥辱之一。中國境內一時爆發反對美國排華法的聲浪，導致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中國境內拒買美國貨。拒買其實是在抗議美國單方面的門戶開放政策。此舉抒發了中國境內和整個海外僑社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

李澤厚仙逝，跟余英時絕對不一樣，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麼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麼渴望「未來革命」而不容清算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

清朝末年，中國門戶被西方列強撬開，這隻紙老虎從此被看破手腳，在這個古老又龐大的帝國劃分勢力範圍，榨取各種利益。此時有許多救亡圖存的有志之士，希望可以變法革新，走向富強，除了維新主要領導者康有為、梁啟超之外，還有譚嗣同、楊銳、劉光第等年輕官員。他們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展開當時一系列「新政治」包括廢除詬病已久的八股文、引進西方軍事制度、科技等等。

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在英國赴華基督教傳教士李提摩太逝世百年之際，英國學者比爾．海頓撰文回顧這位改變現代中國的威爾斯浸信會教徒的生涯。

在莫斯科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中國除了足球隊沒有去之外，其他東西都去了——大半的贊助商都來自中國，大部分的紀念品都產自中國，顯示中國財大氣粗，堪稱「世界工廠」。自稱足球愛好並竭力諂媚普廷的習近平，不好意思懇求普廷給他留一張貴賓票，只能躲在中南海裡面看球賽。而習近平培養出來的「當代義和團們」，卻親臨現場高舉中國的國旗，甚至在莫斯科街頭高唱中國的國歌，引得全球為之側目。而中國官媒稱讚説，這才是中國人純潔的愛國之心。

梁啟超（1873-1927）的規劃直接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東亞這片土地的歷史走向。如果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於「某種體制的錯」，只是一般水準的歷史理解力；如果認為源頭在於「國民革命」，你的方向沒錯。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只有一個源頭，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

「此人不除之，必為大害...汝可與岳、文密謀勉勵之，窮我財力，必除之。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為主，皇上與我乃得安。」上海的拍賣會1日出現一份叮囑親信密謀殺人的歷史文件，引發文物收藏家一陣騷動。因為該信函的作者是清末民初的保皇派思想家康有為，他想「窮其財力而除之」的對象，則是時任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總理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