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登山  

光輝十月十日，一百一十三年，肇建民國，創業維艱，守成不易。今日不出門，一日讀蔡登山兄新著《嶺南名人列傳》，欣賞若干「民國範兒」。一部五大冊，二百又六位粵東名人列傳，洋洋灑灑，又從何讀起？

鍾榮光的大半生，都致力於嶺南大學的近代化，説他是「嶺大之父」並不為過；他為嶺大而全球籌款，並將嶺大收歸國人自辦。他以教育為名山事業，「盡瘁嶺南至死」，在近代中國教育史和廣東發展史上有了永久的影響。

陳垣和陳寅恪都是當代極有成就、極富盛名的史學家，並稱為「史學二陳」。後來陳寅恪避地南方嶺南大學任教，陳垣一直留在北方，長期擔任私立輔仁大學校長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所以兩人又別稱「南陳」與「北陳」。胡適曾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也曾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唯王國維與陳垣先生兩人。」

梁白波的漫畫生涯甚為短暫，但她卻留下了「少而精」的作品，她的感情生活也極為短暫，她和著名畫家葉淺予同居三年之後分手，嫁給空軍飛官，但後來卻成怨偶，最後貧病交加，精神失常地逝去！在中國早期稀若麟角的女漫畫家中，她如同一顆早逝的彗星劃過天際！

有關南海十三郎的故事，雖說已有香港話劇團與金牌編劇杜國威合作的舞台劇於一九九五年、二〇一三年多次重演，一九九七年還拍成電影，一九九九年製作成電視劇集，一時間他的故事不斷地引起熱烈的關注，但相關的文字資料卻寥寥無幾，而有些傳聞也令人真假難辨，我根據香港學者朱少璋教授所整理的劇作家親撰的文章《小蘭齋雜記》（三卷本），再參考他人的旁述，試圖還原「南海十三郎」的一生。

《良友》畫報是中國第一本綜合性大型畫報，比美國《生活》（Life）雜誌問世還早十年，它以圖說文字的方式將複雜的家國天下事變得生動易懂。實現了「宣傳美化教育、開啟國民心智，增長國民見識」的創刊初衷，這畫報的創辦者是伍聯德。

文史名家蔡登山先生對於晚清和民國人物史料的蒐集和編寫，今人無出其右者，僅僅近十年即編撰了近兩百本書，是名副其實的「著作等身」；2024年新年伊始，蔡登山的新書《青史未老》隆重上市。自況少年子弟江湖老的他以這本鼎力之作來紀念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推出後立刻引起兩岸三地讀者爭先搶購，筆者當然也不落人後，於上市首日立即手刀下單，翻閱後被書中引人入勝的情節所吸引，竟然一口氣讀完。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戊戌政變後在海外流亡十六年，譚良（1875-1931）廣東順德人，曾是康門弟子。一九０六年六月康有為委託譚良在芝加哥開了瓊彩樓（KingJoyLo）酒樓，沒想到後來因財務糾紛師徒反目，終至決裂。本文根據譚良外孫女，也是歷史學者的譚精意（JaneLeungLarson）提供兩人往來的書信和文件（由方志欽主編、蔡惠堯助編的《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彙編》一書），及其他史料，梳理出整件事情的顛末！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詩人、外交家黃遵憲稱許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除此而外，梁啟超還有一項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他有九個子女，而九人皆成材，其中還「一門三院士」。他們分別是：梁思順（女）——詩詞研究家、外交官夫人；梁思成——著名建築學家、院士；梁思永——著名考古學家、院士；梁思忠——西點軍校畢業，炮兵校官；梁思莊（女）——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梁思懿（女）——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梁思寧（女）——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參加革命；梁思禮——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院士。2005年我拍梁啟超的紀錄片，還在北京訪問過么兒梁思禮，長得酷似乃父。在女兒的教育上，梁啟超既是慈父、導師，又是親密的朋友。愛而不溺，嚴而不苛，充分尊重孩子的個性興趣，如此才能讓女兒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上充分發展而成為專家。

一本塵封半世紀的留言冊，封藏了一個百年文化家族的流變與記憶。周叔昭走後的二十六個年頭，我第二次打開這本《留言冊》，雖然在三年多前我有幸看到過，也翻閱過，但我無法完全理解它，當時我只記得裡面非常少的名字，當然這些都是周叔昭的師長，如吳文藻、冰心、費孝通、嚴景耀、雷潔瓊、吳宓諸人而已。如今再次翻閱，我感覺它是沉甸甸的訊息，竟是老人半生的生命屐痕，我要好好去解讀它。

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在台北林森北路三九九巷臺灣煙酒公賣局老舊的宿舍，年已八十歲的老太太周叔昭（1908－1996）女士，仍然伏案在寫作。在她的書桌前擺放著先生嚴景珊的遺照，雖然他已經故去十年之久了，家裡還存放了許多他的收藏品，包括橋牌、香煙盒和煙酒標貼、精品火柴盒。

他在30、40年代與吳湖帆、吳待秋、馮超然同被譽為海上「三吳一馮」 的畫家，他就是吳子深。而這4人中，吳湖帆和馮超然的藝術成就最高，吳待秋、吳子深略遜一些，但都稱得上是名家。1949年之後，吳湖帆、吳待秋、馮超然3人均留上海，唯有吳子深南下香港。

說到李漁叔，現代的年輕人大都沒聽聞過他的名字。還有一趣聞，是說有位老外，他大概得知明朝有位戲曲家李漁（笠翁），因此看到李漁叔就直接譯成李漁的「叔叔」（uncle），年代上差了300年。其實李漁叔是著名的舊體詩人，和陳含光、彭醇士、吳萬谷、周棄子等人齊名。李漁叔曾任臺北春人詩社發起人之一（詩社成立於1952年1月20日，由賈景德、許君武、方子丹等人共同發起創立，當時社址在台北市臨沂街方子丹寓。成員大多是政教名流者，詩作水平極高）。我在大學讀書時期就知道李漁叔先生的大名，那是見到先師張夢機的大著《近體詩發凡》的題耑和序文，夢機老師是漁叔先生的高足，從此得知李教授是馳名海內外的詩人，有《花延年室詩》等著作。

最近我編了兩本民國史料的書籍，分別是：《民初珍史》和《抗戰紀聞》。《民初珍史》主要的內容放在北洋軍閥和桂系身上，雖然早期市面上我們看到大部頭的所謂北洋軍閥史話之類的書籍的出版，但那些畢竟是史話性質，是透過作者的演繹而寫出來的，距離史實有時已經相距太遠了，而相對比較可信的史料畢竟不多，但從民國肇建至北伐統一，這十七年間的歷史是太重要了！因此我一直再尋找比較真實的史料，先後已經出版了《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北洋軍閥：雄霸一方》、《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北洋政壇見聞錄》、《北洋從政實錄》還有《曾毓雋回憶錄》等六本關於北洋的書籍。正如我先前編書的基本要求，此次也是盡量找到所謂的「三親」（親見、親歷、親聞）的文章為首要。

「為甚麼總能在敵機轟炸、千鈞一髮時刻安然離去，翻車、翻船也平安無事，我這才開始相信古物有靈。」參與押運國寶南遷的第一代故宮人那志良，在他的著述《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有感而發寫上這一段，沒想到，飛機大砲都沒能破壞的國寶，却在他離世後二十四年，安安靜靜的在台北故宮給摔壞了三件，三件是故宮承認在案的，還有沒有其他破損不可知的器物，目前不得而知；若古物真有靈，大概都要為此同聲一哭。

 早在十多年前當時筆者常在中研院圖書館找資料，屢屢翻閱諸多港台老舊文史雜誌，見到有好的文章就隨手影印下來，時日既久，累積文章之多，可謂盈千累萬，但苦無時間整理。直至二０一四年間，見堆積之文章已氾濫成災，乃費時分類整理出一部份，將之編輯成書，分別有《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北洋軍閥：雄霸一方》、《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太陽旗下的傀儡：滿洲國、華北政權與川島芳子秘話》諸書之出版，然而這僅是我蒐集的這些資料的一小部分而已，但礙於沒時間整理，其餘也就繼續擱著。這兩年適逢疫情肆虐及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外觀在整修，院外人士無法入內，於是我就利用這段時間把這舊有的資料再整理一下，將陸續編出《晚清遺事》（正、續編）、《民初珍史》、《抗戰紀聞》諸書。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徐一士卻可當之而無愧。

說到劉豁公的名字在臺灣研究京劇的或許聽過，但沒人看過他的著作，因為他晚年在臺灣寫過不少京劇的文章散見各雜誌中，但從未集結出版過。我是無意間在圖書館翻閱老雜誌，而發現他寫了如此多的精彩文章，然後才開始追蹤其人，問了許多研究京劇者，大多數僅聽過其名，而沒見過其人，更不知其生平大事。

蔡登山主編的《黃賓虹談繪畫》一書最近在臺北坊間上架，這也是簡體中文版的「黃賓虹熱」十多年後，海峽對岸的一個回應吧。

呂坤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其著作《坤吟語》一書暢銷一時，他與沈鯉，郭正域被當時稱為為萬曆年間「三大賢」。清朝道光六年（1826），朝廷應禮部之呈請，呂坤被入祀孔廟西廡，這是他去世已逾200年之後，被清廷官方認定為一代「真儒」。根據劉金芳〈商丘歷史名人呂坤：一位被稻盛和夫敬佩的儒者〉文中說：「呂坤的思想不但影響國內，同樣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呂坤的著作《呻吟語》，先後被翻譯成20個國家的文字出版發行，在日本，韓國，美國，埃及等國家也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同樣也影響了日本商業界。『深厚沉重是第一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資質。』這是呂坤在其《呻吟語》中對於人才的分類。被譽為日本4大『經營之聖』之一的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深受此書影響，直言《呻吟語》是他修煉自己與管理企業的4本書之一。」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厂，浙江嘉興海寧縣硤石鎮人。著名歷史學家。其弟吳世昌是著名紅學家。吳其昌「五歲知書，十歲能文，鄉里稱為神童」，十二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生活艱困，刻苦好學，家愈貧而學愈力。一九二一年，十七歲的吳其昌進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研治經學及宋明理學，由此開始其學術生涯。以才思敏捷，與王蘧常、唐蘭合稱「國專三傑」。每值休假，必懷炊餅進入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在無錫國專時，慨國事日非，曾上書政府，洋洋數千言。唐文治大為激賞，改杜甫詩讚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鬱塞磊落之奇才。」一九二三年十月，在《學衡》雜誌二十二期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朱子傳經史略〉，約二萬字，時年才十九歲。同年在廣西容縣中學任教，並扶助弟妹求學。後轉至天津周家做西席。

張蔭麟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宛如「神話」一般，僅以一本未完成的《中國史綱》（其實只有上半部）居然暴得如此大名，而對於現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卻是被「遺忘」的人，不僅是現在，即使早在抗戰勝利之時，他就被「遺忘」了，我們看他的好友也是歷史家吳晗就這麼說：「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離婚的夫人又結婚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復原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在遵義的郊外，冷落於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員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篤愛的藏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莞會館。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是的，張蔭麟有如一顆流星，在歷史的天際劃過，倏起倏滅，以三十七歲之齡結束了短暫而耀眼的一生。

2022年四月間我重新整理出版張國淦的《北洋從政實錄》，另外找到從未出版過的段祺瑞軍師曾毓雋的《曾毓雋回憶錄》，和先前已出版的薛觀瀾的《北洋政壇見聞錄》，這三本可以構成研究北洋的「三書」，其重要性在於張國淦、曾毓雋他們都是實際在北洋政府裡面擔任要職的，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最清楚不過的。而薛觀瀾更是袁世凱的女婿，親歷親聞的回憶文章，歷歷如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比之後人寫有關北洋的書籍，真有若天壤之別。

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都知道有所謂「周氏兄弟」，它指的是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而比魯迅早八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就有著「梁氏兄弟」，它指的是梁啟超和梁啟勳。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後來在半途「失和」了，而且老死不相往來；但「梁氏兄弟」卻始終相愛如初，相互提攜和幫忙，一直到梁啓超過世為止。而「周氏兄弟」實際上有三人，還有一位是周建人，只是他不是學文學的；而「梁氏兄弟」實際上也有三人，還有一位梁啟雄，只是他和梁啟超相差十七歲，在人生的閱歷上兩人完全搭不在一起，就另當別論了。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

去年十二月初，上海《新民晚報》周忱先生突然約我去安徽歙縣，參加紀念吳景超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我退休後極少再參加學術活動，但周忱兄的熱情和吳景超的命運還是促使我下了決心。

我和哥哥從初中一年級起，就按父母安排，離家住校學習。入大學時，父母都去參加土改，我們又自己選擇，先後離開清華園的家，到遠離北京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工程技術去了。

吳景超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他當年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負盛名相比，他卻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儘管他是漸被歷史塵封，但卻不應該被遺忘的人。

陳定山（1897－1989）工書、擅畫、善詩文，曾有「江南才子」之美譽。其父名栩園，字蝶仙，自號「天虛我生」，文章遍海內，生平寫詩幾千首，著譯小説百餘部，並旁及音樂、醫學等等。又組織家庭產業社，生產「無敵牌」牙粉而致富，可謂事業滿中外。蝶仙生二子，定山名蘧，字小蝶；其弟次蝶，字叔寶，皆能文，時人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比之。有一女，名翠，字小翠，文名尤著，其為文、詩、詞、曲，皆酷有父風，更有才女道韞之稱。

在四０年代的上海淪陷區，蘇青（1914-1982）的作品曾受廣泛的歡迎，散文集《浣錦集》出了十版，長篇小說《結婚十年》則在半年內再版了九次，最後共出了三十六版。在當時可說是名噪一時的女作家。當年在上海灘，蘇青與張愛玲齊名，甚至超過張愛玲。蘇青除了寫小說散文，還主編過一本叫《天地》的雜誌，很暢銷。張愛玲的諸多文章都在《天地》發表，胡蘭成就是讀了張愛玲發表《天地》的〈封鎖〉，而注意到這個文壇奇女子的。

簡又文（1896－1978）一生多釆多姿，跨足政、軍、學三大領域，詳情可見新編《簡又文回憶錄》，在此就不再贅述。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全史》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而其所發議論亦有不少獨到之處，被學界公認為當代太平天國史權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終激盪著兩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漸傳入中國，所謂「西學東漸」；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也逐漸走向世界，所謂「中學西漸」。在這交流之中，翻譯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工作。我們看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例如嚴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嚴譯名著」影響到幾代的中國人；而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就曾被視為是近代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以當之。

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林紓（琴南）被胡適和鄭振鐸稱為「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開始了中國「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林譯小說」影響後來許許多多的現代作家，包括魯迅及周作人兩兄弟。當時他們在日本留學，只要林紓的譯作一出，他們便從書店買回，看完後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成硬紙板書面，青灰洋布書脊的精裝書，以便於收藏。郭沫若也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從小就嗜讀「林譯小說」，他回憶說：「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誌異》以外另闢的世界。」

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胡適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的序中，就曾指出：「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而影響及於全國。」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教育家。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鑑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他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

歷史是條長河，蜿蜒漫流，既難見盡頭，亦不易溯源。而儘管其中的某一小段，亦支流旁出，本源難覓。因之治史者，當要探河溯源，釐清真相，實非易事。又因為年遠代湮，檔案文獻多所散佚，加之人為有意的遮蔽、扭曲、竄改等等，都讓後人所見者離真相愈來愈遠。因此當有材料出土，常會有新發現，有時雖是細微的事件，也會影響全局，甚至改變你對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

在上世紀孤島時期，《萬象》雜誌很有名氣，它曾經孕育出張愛玲、傅雷、鄭逸梅、柯靈等許多文化名人。張愛玲當年常有佳作於《萬象》刊載，如〈心經〉、〈琉璃瓦〉及被傅雷稱讚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的〈金鎖記〉。而傅雷更以筆名「迅雨」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評點張愛玲。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我始終認為有兩個「天才型」的作家，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曹禺。他們都在二十出頭就以處女作而驚艷文壇，〈沉香屑：第一爐香〉、《雷雨》一出手，就風華絕代，萬眾矚目！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日記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價值高過於回憶錄，因為雖然同為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但前者是當天紀錄的文字；後者是經過多少年後的回憶記痕，經常會有種種的失誤。除此之外，日記因為是記給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實」了。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此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趙元任會講三十三種漢語方言，會說英、法、德、日、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而且說得和當地人一樣，還會使用他們的方言。趙夫人楊步偉在自傳中就說：「戰後我們到歐洲去參加世界科學會議，在巴黎車站，趙先生和提行李的紅帽子即刻說他沒有機會說的巴黎市俗土語。那提行李的聽了，便向他嘆道：『您回來啦！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後來我們到了德國福蘭克福，趙先生又說福城的土音德語，他們又向他說：『您回來了？打完仗頭一次回來呀。』趙先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說他回來了都認他是老鄉。」

中國的小說，有「影射」這一傳統，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時，一些報人寫小說，他們對於時政及社會秘辛知之甚詳，但又不能指名道姓地直接寫，於是將「真事」改頭換面，人物也改名換姓。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樸的《孽海花》，經後人考證出來，它所影射的人物高達二百餘人，其中還相當多的人物，如洪鈞、賽金花等在當時都是響噹噹的。而我佛山人（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亦是此類的小說，該書寫了晚清的梁鼎芬「讓妻」給文廷式的事。梁鼎芬字星海，文廷式字芸閣，吳趼人以「溫對涼（梁），月對星，江對海」，以「武對文，秀對芸，樓對閣」，於是到小說中就成為「溫月江義讓夫人」，讓給了武秀樓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蔣夢麟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但只有短短的兩年，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突然辭去教育部長之職。他在回憶錄《西潮》一書中說：「我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教育部長職。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訴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回答說：『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辭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提到陳寅恪人生最後歲月裡的兩位重要女性，一是跟陳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黃萱，一是同為廣州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的女教授冼玉清。

我曾寫過〈最後一位掌故大家〉一文，談的是香港的高伯雨，文章開頭就說：「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高伯雨卻可當之而無愧。」高伯雨被我認為是最後一個掌故大家，而在他之前當然還有徐彬彬（仁錦，一八八八～一九六一）、徐一士（仁鈺，一八九○～一九七一）兄弟，黃濬（秋岳，一八九一～一九三七），瞿宣穎（兌之，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等人。

民初報壇有所謂「三張」，乃指張恨水、張慧劍、張友鸞三人也。有人說他們三人是兄弟，其實是大誤。三張雖然都屬安徽人，但張恨水祖籍安徽潛山，生於江西廣信府。張慧劍是安徽石埭人，張友鸞則是安徽安慶人，完全沒有血緣關係。「三張」中張慧劍、張友鸞同齡，皆一九○四年生。張恨水年長九歲，一八九五年生，張慧劍、張友鸞均稱其為大哥，而且張恨水後來以寫小說聞名。

薛大可在民國年間是報界名人，他與劉少少、黃遠庸同為報壇怪傑。他是湖南才子，也是文壇一傑，詩文均有根底。他平生有一「悔不該」的往事，乃是在袁世凱稱帝時他列名「勸進表」，因此有人指稱他為「洪憲餘孽」。

已故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在台分公司總經理馬芳踨說：「文化事業出版界，我最欽佩兩個人，一是台北《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兄，以單槍匹馬一個人的精力，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蒐集成庫，且絕不遜於此地的『歷史博物館』與大陸的『文史檔案館』。另一位就是香港《大成》的沈葦窗，《大成》是專門刊載藝文界的掌故與訊息，目前海峽兩岸包括海外，似乎還找不出第二本類似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