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畫報是中國第一本綜合性大型畫報，比美國《生活》（Life）雜誌問世還早十年，它以圖說文字的方式將複雜的家國天下事變得生動易懂。實現了「宣傳美化教育、開啟國民心智，增長國民見識」的創刊初衷，這畫報的創辦者是伍聯德。
伍聯德（1900—1972），廣東臺山縣人。他的父親伍禮芬早年漂洋過海，在美國當洗衣工人，後開設洗衣鋪，血汗所得的錢，寄回國內養育妻兒，生活並不富裕。伍聯德少年時由伯父帶大，從嶺南大學附小一直讀到嶺南大學預科班，他在美術、音樂、雕塑等方面很有鑑賞力，在視覺設計上也有所成，英文也不錯。在大學時期，便與同學陳炳洪合譯英文美術書籍《新繪學》，投稿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竟被採用，獲三百元稿費。兩人用這筆錢去上海玩了一個月，伍聯德接觸「十里洋場」後，決心放棄其父親期望的赴美留學之路，而要留在上海發展。
於是嶺南大學畢業後的他，由校長鍾榮光寫信給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介紹，伍聯德於一九二三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美術編輯，編輯《兒童教育畫》叢刊，並為《兒童世界》首創美術圖案字，為商務印書館設計館標，這個商標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但伍聯德卻因不能發揮其所長，當一九二五年他見「當時四開大小的單張畫報，頗為流行，唯一察其內容，大都缺乏學問之原素。竊以為在文化落後之我國，藉圖畫作普及教育之工作，至為適宜」，於是他離開商務印書館，與友人莫澄齋合辦《少年良友》畫刊，據伍聯德說：「《少年良友》內容皆手繪之圖畫，雜以少年德育故事，盡純以兒童為對象，偏重兒童之教育者。」但在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和中華書局的《小朋友》雙雙夾擊下，《少年良友》「出版之後，事與願違，未及數期，即因銷路不暢及經濟之支絀而停刊」。後來伍聯德三次復刊《少年良友》，「照樣一捆一捆地積壓著。局面如故，銷路仍然不振」。伍聯德於是「終乃計窮力盡，不得不暫時放棄」。
當伍聯德走投無路時，他遇到上海先施公司總經理歐彬的夫人譚惠然，她也是上海女子商業銀行的董事長，他們都是廣東人，譚惠然說她丈夫曾辦印刷所，業務停頓，可廉價出讓印刷機器。於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伍聯德從廣東銀行上海分行獲得貸款，盤下印刷所，更名良友印刷所。伍聯德從廣東請老同學余漢生來經營。伍聯德為人豪爽，勇於開拓，余漢生個性沉穩，長於管理。伍聯德每日親臨車間，良友印刷所很快「以印刷成績優美，營業狀況頗佳」站穩腳步，於是伍聯德「心中之素志又躍躍欲動，最後乃決再作一冒險之嘗試」。
在上個世紀二、三０年代，繁華的上海文化街頭，出入書業這個行當的，江浙籍人士居多。廣東人自然會做生意，在上海本就頗有勢力，特別是餐飲和百貨業，一時稱雄。而搞出版，似乎不是廣東人重點著力的強項。伍聯德則是個例外，不僅自創良友出版印刷公司，他再辦出版事業。七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他單槍匹馬，集稿編寫，由他主編的大型《良友》畫報誕生了。
《良友》畫報創刊號封面使用了尚未成名的影星胡蝶的大照片。據經理余漢生回憶：「推銷批發尚無定處，適時值舊曆新年，馬路上行人如織，而店址之鄰又為奧迪安戲院，更為行人叢集之地，乘年假之暇，乃著排字印刷之學徒分挾新出版之《良友》，在影戲院前兜售，此印刷精良，材料豐富及裝訂美麗之新畫報，乃極為人所注意。」《良友》定價大洋一角，實售小洋一角（約等於大洋的七八折），因而暢銷，「初版三千，幾乎在一兩天內全部賣完。隨著外地如廣州、香港等處的書店也紛紛發來函電定購。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二千。第一期共銷七千」。《良友》畫報迅速在報刊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後來高峰時發行四萬餘份，暢銷海內外七十多個國家，「凡有華僑旅居之處，無不有《良友》畫報」。其全國銷量排名僅次於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位列第二，人稱「良友遍天下」。阿英（錢杏邨）說，中國的畫報發展，從晚清到一九四０年代分為四個時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創刊的《良友》畫報，則作為第四個時期的中堅，代表著畫報的影寫版時代。
一九二六年《良友》剛創刊，伍聯德就去了東南亞，了解海外讀者需要和期刊市場情況；次年，他又去美國考察，同時向在美華人募股，以充實《良友》的辦刊基金。回國後，他三次擴大招股十萬元，改組為良友圖書印刷公司。遷入三層樓新址，樓下前面是門市部，後面是印刷所；二樓是經理部；三樓是編輯部。伍聯德接著先後創辦七種文藝期刊，以《良友》畫報，最為成功。同時伍聯德還為擴大《良友》的報導面而專訪了好萊塢。借同鄉關係，與在好萊塢拍片的知名華裔影星黃柳霜結成很好的朋友關係，同時還結識了當時好萊塢大腕明星范朋克、瑪麗畢可馥夫婦。這些交往活動，在《良友》刊出了照片，有的寫成《良友》專稿。當這些在美國結識的明星又先後來中國訪問時，《良友》更利用此機會作訪問報導。由此足可見伍聯德如何善抓新聞眼，又如何巧於打開新聞窗口，開闊讀者視野。《良友》很重視開發與海外華人市場溝通的通道，並與海外讀者信件溝通。在海外華人中有一定聲勢，如當時有人說的：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畫報。
《良友》前四期由伍聯德主編，之後交給著名的鴛蝴派作家周瘦鵑，周瘦鵑同時在編《紫羅蘭》，還忙著給別的報社寫連載，周瘦鵑說：「在下本來挑著幾副擔子。已挑得曲背佝腰，筋疲力盡了」。當初伍聯德禮聘周瘦鵑，以為周瘦鵑在出版界是老資格，在文壇是名牌，事實上卻未能從他身上得到預期的效益。他吸取教訓，知道「用人惟名」不一定是明智的，應該「用人惟才」，於是從第十三期起，伍聯德將主編重任交給二十二歲的梁得所。
梁得所是廣東連縣人，中學時代見過伍聯德，後來梁得所從齊魯大學醫科輟學，來到上海，伍聯德「頗覺其少年有為，因即延聘，共同襄理編務」。伍聯德曾表示《良友》的創刊宗旨：「希望我們《良友》現在所抱著的普及教育、發揚文化的目標保持到底。」學者馬媛媛認為梁得所在伍聯德籠統的「知識」傳播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知識的範圍——「美的，藝術的」。在他看來，「美的」和「藝術的」觀念傳輸要比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啟蒙的要求更高，能更深刻地體現《良友》要追求的目標。伍聯德和梁得所一起在中國畫報史上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梁得所非常重視新聞性。他上任後，《良友》中新聞稿件比重提到40%左右，梁親自專訪了胡適、蔣夢麟、吳佩孚、張學良等人。一九二八年二月，經畫家司徒喬介紹，梁得所拜見魯迅，司徒喬曾畫《五個警察和一個○》，被魯迅買下，掛在臥室牆上。梁得所希望刊登魯迅照片，魯迅說：「這裏面都是些總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人哩！」表示「近來我實在有點害怕」，並拿出一封信，說：「這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從杭州寄來的。信裡說什麼孤山一別……可是我實在從未到過孤山……若是《良友》又發表我的照片，我的敵人不免要說，咳！又是魯迅，而攻擊造謠的更多了。」但魯迅最終還是答應了梁得所，他的照片刊在當年《良友》第二十五期上。
對中國期刊有專門研究的張伯海就認為，《良友》畫報，以影像作品為主，對上海、中國以及世界做多角度、多層面的報導，成為豐富、活潑、有矩、有型的大眾性綜合畫報。因此，把它視為中國期刊進入視覺文化新時代完整意義上的、有代表性的「範本」，應是恰當的。《良友》作為畫報，在圖像的使用與創新上，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它較為重視圖像來源，除了從經營性的圖像供應公司購買，或在行業間交換圖像資料，還十分重視培養自己的專職攝影記者，創作和積累屬於自己的第一手圖像資料；它對積存數以萬計的圖像資料有先進的儲存、分類和使用方法；它不止一次組織過「良友旅行團」等活動，攝取我國各地人文與名勝風景，提供源源不斷的圖像資源；尤其可貴的是，它敢以圖像記錄尖銳的時事，比如，一九三五年北平學生因反對日本侵略、反對投降而舉行的愛國運動，《良友》專版做了圖像記錄，其中遭軍警捆縛而正義凜然的學生形象，令讀者深為所動。
另外它是中國女性以現代華姿亮相於公眾視野的第一個靚麗窗口。中國期刊初起刊登的中國婦女形象，或纏足挽髻，或呆板僵硬，人物身份多以青樓女子為主。《良友》畫報應該算是現代女性登場最多，也最靚麗的一個窗口。它刊登的現代女性雖以演藝明星為主，但也不乏女性領袖人物、職業女性、女體育家、女作家，以及上海本地名媛等等。通過該畫報，能夠比較全面地接觸到各方面覺醒起來的中國女性群體。《良友》對圖像資料的使用，從來都是多方面的，出刊的同時還利用圖像編輯出版大量影像集。如孫中山去世後，馬上就出了《孫中山紀念特刊》；北伐以後就出了《北伐畫史》；濟南「五三」慘案後，它又出了《濟南慘案畫冊》；當時提倡運動，所以它就出了《歷屆全國運動會特刊》；當時還有「良友旅行團」，拍攝了很多美景，出版了《中國大觀》、《中華景象》、《世界奇觀》等，這都是它的經營之道。十年間出版近一百多種，成為上海出版畫冊最多的出版機構。
「一·二八」事變後，伍聯德聘請創造社元老虛舟（鄭伯奇）來編輯部，使良友出版的新文學書刊面貌一新。而在這之前他親自到大學校舍約請趙家璧大學畢業後到良友工作。《良友文學叢書》和《中國新文學大系》反映出伍聯德對文壇創作的重視和開創新型叢書的時代。他首創出版中外電影明星圖片，有一百多種，還出版中外著名歌曲六百多種，由於先行一步，獲利甚豐。正當良友營業興旺之時，他收到了「剿共同志會」的恐嚇信，一九三四年藝華影業公司被搗毀，良友的大玻璃窗都被打破，並限令良友辭退編輯馬國亮和趙家璧。伍聯德十分氣憤，親自到南京找老友說項，讓馬、趙兩人照常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在北四川路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正處在戰區，損失慘重，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不得不宣告破產。後來愛國報人張似旭在上海創刊《大美畫報》，宣傳抗日救國，伍聯德化名主編，編了九期後，改由趙家璧接編。他也曾在淪陷時期擔任偽職落水入獄，經歷了民國結束、新中國成立的山河鼎革；一九四七年伍聯德南渡香港，不忘初心、重圓舊夢，一九五四年伍聯德在香港又繼續打出了《良友》的名字來辦雜誌，當時叫海外版，到一九六八年辦不下去，停刊了。一九七二年他在香港逝世了。
一九八四年，由伍聯德之子伍福強，在香港重新出版了《良友》雜誌。伍福強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的，在新華社工作過，他繼承父業，在香港有他的優勢，他可以多方面、左右逢源地進行文化交往。但由於只是立足於香港，這與過去立足於上海相比，在視野方面會有一定差距。因為過去立足於上海就是立足於全國。另一方面是香港的市場很難打開，八卦刊物特別多，各種政治面貌的刊物也多。特別是二十世紀八、九０年代在香港辦刊的時候，正值美國的Vogue、Cosmopolitan，還有法國的Elle等著名刊物都在香港落地的時期，已經分割了很大的一塊市場，所以伍福強在香港辦《良友》雜誌是比較吃力。起初，伍福強曾聘請《良友》的老主編馬國亮擔任顧問，給新版《良友》出謀劃策。馬國亮在香港做一陣子顧問後，經由香港遷居美國。二０００年之後，王胤先生接手《良友》，因為需要與世俱進，更偏向於現代多媒體傳播方式，也曾陸陸續續地出版《良友》畫報，但主要以懷舊式的內容回顧為主，倒是在紀錄片領域一塊頗有成就。
上海時期的《良友》畫報，從一九二六年創刊至一九四五年停刊，發行了近二十年，共出一七二期、特刊兩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良友八周年紀念特刊》〔美術攝影專集〕），它見證了上一世紀前半段的社會變遷。學者劉思源認為伍聯德是民國時期一位有影響的出版家，他先後編輯、策劃出版了幾十種刊物，以在畫報編輯出版領域的實踐為最，貫穿了其整個出版生涯。同時以伍聯德作為個案來觀照中國近代出版事業，也看到同時期出版人群體的成長。在動亂和戰爭期間，他們堅守知識份子的文人品格，用出版傳播思想、實業救國。即使後來政權變更、山河鼎革，經歷了群體分化的出版人們，有一部分和伍聯德一樣選擇南下香港，重操舊業、重建家園，為現代出版業的繁榮做出貢獻。
學者馬媛媛則指出《良友》畫報一直以來都是在努力地向國人傳播中西美術作品。但是從蘆溝橋事變後，這種純藝術的美術作品日漸減少，而與抗戰有關的美術作品日漸增多。在第一三五期就刊登了《正氣歌傳》，內容主要是歷代忠勇大夫，「如齊太史、董狐，不惜犧牲性命，敢於直書史實。張良的狙擊秦始皇，蘇武守節十九年不肯降胡，嚴顏被俘，有『有斷頭將軍，無投降將軍』的壯語等等」畫家以此為藍本，把一位位歷代忠臣繪於紙端，以此來激勵國人面對強敵，要有英雄氣節，要堅貞不屈。國家危難之際，《良友》激發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救亡熱情，喚起全國人民救亡的意識，因此朱懷水曾於西洛前線為《良友》題字：「能忍耐一切痛苦與犧牲，為世界伸正義，民族謀生存，與暴寇作長期抗戰者，是為良友。」可以說，這種高度評價，《良友》是當之無愧的。 （相關報導： 風評：看見李孟諺，想起王必勝─民進黨的桃色軟肋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高職教師、電視台編劇，年代及春暉電影公司企劃經理、行銷部總經理。沈迷於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之間，達二十餘年。曾等拍製作《作家身影》與《大師身影》系列紀錄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嶺南名人列傳》（全五冊，秀威經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