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厂，浙江嘉興海寧縣硤石鎮人。著名歷史學家。其弟吳世昌是著名紅學家。吳其昌「五歲知書，十歲能文，鄉里稱為神童」，十二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生活艱困，刻苦好學，家愈貧而學愈力。一九二一年，十七歲的吳其昌進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研治經學及宋明理學，由此開始其學術生涯。以才思敏捷，與王蘧常、唐蘭合稱「國專三傑」。每值休假，必懷炊餅進入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在無錫國專時，慨國事日非，曾上書政府，洋洋數千言。唐文治大為激賞，改杜甫詩讚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鬱塞磊落之奇才。」一九二三年十月，在《學衡》雜誌二十二期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朱子傳經史略〉，約二萬字，時年才十九歲。同年在廣西容縣中學任教，並扶助弟妹求學。後轉至天津周家做西席。
一九二五年，清華學校研究院首次招生，此次招生共錄取學生三十三名，吳其昌以第二名考入為第一屆研究生，第一名是劉盼遂。其間梁啓超負責諸子、中國佛教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與中國文學諸學科。而吳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譜》、《伊川程子年譜》、《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輯佚》等初稿，故擇定「宋代學術史」為研究題目，由梁啓超擔任指導教授。於專題研究之外，吳其昌也選修了王國維先後開設的「古史新證」、《尚書》、「古金文字」等課程，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鑽研不輟，時有著作發表，深得王、梁兩先生器重。在一九二六年秋季開始的新學年中，梁啓超講授了「歷史研究法」與「儒家哲學」兩門課，另外又在燕京大學以「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為題做專門講演，吳其昌參與了後一講稿的記錄工作。王國維則在清華研究院教授《儀禮》與《說文》練習，吳於前課也撰有〈講授記〉。其間吳其昌還和幾位同學共同發起組織了「實學社」，並創辦《實學》月刊，以「發皇學術，整理國故」為宗旨，該刊共出版六期，每期都有吳其昌的文章。
後來梁啟超邀吳其昌去天津協助辦理文案，自此時起，吳其昌一直追隨梁啟超左右，直至梁啟超易簀。同時在一九二八年，因梁啓超的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在預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啓超病逝，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出自其手的祭文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一九三○年吳其昌即離開南開，轉任清華大學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等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當國難日深之際，吳其昌抱著書生救國、義無反顧的決心，毅然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日，與其妻子諸湘和在燕京大學求學的弟弟吳世昌一同絕食，要求抗日。而「合門絕食」「名傾天下」的吳其昌，卻很快被清華大學解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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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起，吳其昌轉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後兼任系主任。在武大所開課程有「古代文字學」、「商周史」、「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以及「宋元明清學術史」，同樣能夠見出王國維、梁啓超兩位導師的學術流脈。一九三六年八月考入武大史學系的馬同勳回憶吳其昌授課的情景說：「先生每次講課都是一篇完整的學術專題講演，主題鮮明，邏輯嚴謹，語言考究，又不失風趣。古代文字學、宋明理學、佛教與禪宗均為義理難解的課程，經過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講解，旁徵博引、風趣幽默的闡述，不知不覺間把我們引回歷史長河，大有親臨其境之感，至今記憶猶新。聽先生授業真是比沐浴春風而有過之。」
抗戰軍興，吳其昌隨校遷至四川樂山，旋兼歷史系主任，繁忙的工作，清貧的生活，當地氣候又潮濕，吳其昌的身體完全垮了，從一九三九年起，即斷續咯血。但仍白天扶杖上課，深夜支頭撰文。一九四四年因肺癆咯血病逝。臨終前一月，應約着手寫《梁啓超傳》，僅完成上卷而卒，年僅四十歲。
吳其昌一生愛國，一九二六年參加「三一八」學運大遊行，扛着大旗走在隊伍前面。慘案發生時，槍彈從他耳旁飛過，當即撲倒在地，方免於難。「九一八」事變後，與夫人諸湘、弟吳世昌乘車南下，謁中山陵痛哭，通電絕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動，傳為愛國壯舉。抗戰開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國難當頭為念，堅持講課、寫作不輟。
讀書治學，吳其昌的風骨同樣為人欽敬。他在〈治學的態度和救國的態度〉一文中表示：治學要有貢獻生命的誠懇。他說：「我以為『誠懇』，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無論哪一種學問，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我就把我整個『身』和『心』貢獻給一種學問，我就拼命做這一種學問，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吳其昌在國學上的成就為學界共認，兩百萬字的著述造詣極深，幾近金字塔之巔。
吳其昌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頗有建樹，當時國內學界最有希望傳承王國維學術命脈的就是吳其昌了，他的〈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是繼王國維考證的基礎上，揭示了王先生未發現的許多問題，其中有龜契與經典傳說密合，而王未及勘者；有龜契所著殷先公之名，經典早佚，王補未全者；有經典中殷先公先王名號，王未發現者。吳其昌也認定經典中某些人名號係卜辭誤文，對王已考定之名號而未明其故者，亦有補考。吳其昌主張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國古史統系。因此，他做了大量的疏證工作。從甲骨龜片、出土彝器的文字考釋，如《殷墟書契解詁》、〈矢彝考釋〉；旁及上古音韻學的探求，如〈說據樻聲例〉、〈先秦入聲的收聲問題〉、〈來紐明紐古複輔音通轉考〉；進而考察殷周時代的社會、文化、制度狀況。更進一步專為金文做系列的疏證，包括曆朔疏證，氏族疏證，名象疏證，方國疏證等。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工程！
一九三六年，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在所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中曾為他立傳。他生平著述頗豐，治學範圍廣博，除前所述外，於訓詁、音韻、校勘、農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書契解詁》、《宋元明清學術史》、《金文世族譜》、《三統曆簡譜》、《北宋以前中國田制史》以及時論、雜文集《子馨文存》等。
二○○九年由吳其昌之女吳令華主編的皇皇五卷本《吳其昌文集》由三晉出版社出版發行。卷一《殷墟書契解詁》、卷二《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為影印版，卷三《史學論叢上》、卷四《史學論叢下》、卷五《詩詞文在》為排印版。因其中都是專書，非一般讀者所能閱讀，因此我根據《子馨文存》刪去有關時事方面的文章，再增補一些較具可讀性而具史料價值的，而編成《吳其昌文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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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昌文存》書中開卷收錄〈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祭梁啟超先生文〉、〈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為其追隨梁、王二師所記，他們的言傳身教猶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卻長久地存留在吳其昌的記憶中，甚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其祭文滿含對任公遽爾去世的悲痛！所謂「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師生情深，躍然紙上。而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的前夜，吳其昌和趙萬里還在王國維家中敘談，豈知第二天卻聞噩耗，吳其昌是最早趕赴頤和園的，當時他「不禁大慟」，與相繼趕來的清華師生相互「唏噓不置」。此後在王國維逝世的周年，他還撰寫了〈王觀堂先生學述〉、〈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等文。十餘年後，他在〈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的演講中，充滿感情地追憶這一段師生情緣，至今讀來仍令人神往：「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於南開、東南兩大學。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請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按：指王國維）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對於清華國學院的這兩位導師，吳其昌是永難忘懷的，十年後他還寫有清華園過梁、王二先師故宅詩：「三年請業此淹留，二老凋零忽十秋，感激深於羊別駕，哀歌隕涕過西洲。」師門恩義，可以想見。
而〈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剪影〉一文，乃是一九二七年夏，學生會籌印《清華同學錄》，由時任學生會副幹事之吳其昌主編。除刊有師長、同學之照片、地址外，每位學生有一篇小傳，多倩同學爲之，亦有自述或知心代筆者。其中由吳其昌執筆者十三篇，分別是：劉盼遂、程憬、王庸、周傳儒、方壯猷、聞惕、汪吟龍、侯堮、陳邦煒、戴家祥、顏虛心、陶國賢、杜綱百的小傳，並在劉節、鄭宗棨、吳金鼎、全哲四篇小傳後加上跋語，而這些「同學少年多不賤」，日後在各自不同的領域上都各有建樹。吳其昌在《清華同學錄》的〈跋〉中說：「竊念本院諸教授皆海內之大師，諸同學皆海內之英才。」而「今天下方洶洶，一旦如雲霧之散，必有求記姓名而不可得者。」因此這些小傳，在今日視之，竟是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何況其文筆粲然，栩栩如生者！
吳其昌另一個重點是對宋明哲學史，作了大量的史料考證，王蘧常嘗笑他：「理學而尚考據，自君始」，有的他考定著作年代，有的考定後人纂合情況，有的考證朱熹思想發展及治學情況，並對朱熹的學說作出評價，指出其「格物窮理」之說，具有實驗的精神，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對朱的治學方法從態度與方法也作了全面的論述。在本書中特別收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和〈朱子治學方法考〉可說是其代表性的論文。而〈諸子今箋序〉一文是吳其昌在一九三三年為研究院同學高亨的《諸子今箋》所寫的序，序中指出：「中華民族近古一千年來先哲學風之因革轉變之動力是『求真』。」常有學者認為中國缺乏「為學術而學術」的「求真」精神，甚至以為這是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主因，吳其昌的看法則剛好相反。他闡述中國學術「求真」的優良傳統，看來乃是學術史研究的要務。
〈趙望雲先生畫理序〉、〈關山月先生灕江圖長卷跋〉、〈繪畫三昧說〉凸顯吳其昌在繪畫收藏及鑑賞上有其極高的品味，他說：「昔在故都，流連低徊於故宮博物院之鍾粹宮內，得熟覽晉唐五代宋元明珍奇神品，此外歐美日本平津滬港所影印之自晉以來名蹟，寒齋所藏，截至元畫爲止，亦有近二千幀。」「望雲先生人物衣褶，皆用『鐵線褶』，此復興唐初風也。自吳道子創爲『芹帶褶』後，『鐵線褶』之作風遂浸衰浸微，明以後遂絕跡於中國之畫壇。」「望雲先生功力已足以重振之，而更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培植其胸之素養與實學，且運撝其天才而吐爲創造。民族復興，藝術亦必復興以應之，余對於趙望雲、徐悲鴻、張大千三先生尤致其欽仰焉。」「關君展是卷於嘉州，僕往觀焉而始驚歎，以爲三百年來所未曾有。圖大凡長八十餘尺，寫灕水自導源以迄桂江咸備。丹巘翠嶽，作風與宋朱銳《赤壁圖》卷爲近（然朱卷甚短促）。使僕昔所夢遊而未得者，今乃眴目而盡之。」這再再都非空泛之言，而是行家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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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說：「志摩，本名章垿，字幼申，『志摩』是他自己不經父母同意而『亂取』的別號。『算不得數的』。我們硤石人的經典，凡是不經父母同意，而小官自己亂來的，都是算不得數的――這就叫做『嘸淘成』。幼申和陸小妹（硤石人永不知道陸小曼）結婚，那真是『嘸淘成』極了，當然更算不得數。」當徐志摩空中罹難後，他正在絕食中，哀痛不已，寫了〈志摩在家鄉〉一文以念。「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十分，車過濟南黨家莊開山腳下，憑吊志摩表兄殉難處，時全家三人絕食第四十六小時。其昌記。這一行歪歪斜斜的藍色字，到現在還記在一張破敝的《大公報》報沿上。我們相信這一行字，長長久久不致於磨滅。」
吳其昌晚年，他的研究轉向結合抗戰形勢，「以史為鑒」，側重於邊政史及東亞史，民族的融合演變，為了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他還呼籲大學歷史系設「東亞史」課程，並籌畫成立東亞史研究會。民國以前早已有籌邊的政論文章，但無研究邊政的專門學問。九一八事變後，學者們開始注意邊疆問題的研究，並向國人介紹邊疆情況，來喚醒國人的民族危機感。抗戰爆發後，政府西遷，對於邊疆研究尤其重視。二十世紀四○年代，一門研究邊疆政治的新學科——邊政學應運而生。一九四一年九月廿九日，中國邊政學會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有邊政學會會員及有關機構的代表六十餘人參加。一九四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七年間，一直由吳忠信擔任理事長，學會大量發展會員，蒙藏委員會的職員全部入會，聲勢頗為興盛。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徐益棠、凌純聲、吳澤霖、顧頡剛、芮逸夫、衛惠林、馬長壽、吳文藻、周昆田、張廷休、張中微等都是邊政學會的重要成員。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邊政學會創辦了《邊政公論》。《邊政公論》研究的範圍主要是邊疆和民族兩部分，每月出版一期，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發行了七卷四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邊政研究刊物。吳其昌在《邊政公論》創刊號發表〈秦以前華族與邊裔民族關係的借鑑〉一文開始，先後在該刊又發表〈兩漢邊政的借鑑〉、〈魏晉六朝邊政的借鑑〉和〈隨唐邊政之借鑑〉諸文。吳其昌原本是要寫成《歷代邊政借鑑》一書的，上述這四篇論文，都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可惜後來因吳氏逝世而未竟全功！
吳其昌對於邊政的理解，是指「靖邊或治邊之政策」，主要是指中原族群政治力量或王朝對邊疆民族的政策，尤其側重民族關係的觀察。他把歷代邊政發展脈絡進行縱向的梳理，體現了歷代邊政實踐、認識的延續與嬗變。他將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血緣、生活方式、心理多維因素進行立體式的綜合分析。學者段金明在研究吳其昌邊疆民族的觀點上總結說：「吳其昌的學術轉向及其關於歷代邊政認識、政策的探討，雖然或許在內容的表向上呈現得並不豐厚，但其研究所蘊藏的歷史意涵卻較於久遠。緣於在甲骨文、訓詁及文獻等多方面的深厚積累，吳其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深刻、精煉，對歷代邊政的總結自樹一幟，值得深入探討。吳其昌關於邊疆民族研究所體現出的貫通與整體視野，亦是今天邊疆民族研究重要的治學路徑。」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陳寅恪曾向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推薦吳其昌任教，推薦信曰：「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以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稱為「教授中之教授」的陳寅恪都如此讚許，可見其學識之一斑！
而其女兒吳令華在總結吳其昌的學術成就說：「以他短短不滿四十年的生命，從十九歲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算起，治學生涯最多二十一年，後七年又值國家危難關頭，個人疾病纏身，而堅持完成了古文字、古音韻、上古社會政治、田制史、歷代邊政、地理、宋元明清哲學史等論著一百八十餘萬字，抗日救國文章數十萬字。其勤其力，可以想見。」確是不凡！
＊作者蔡登山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本文選自《吳其昌文存》（新銳文創）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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