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
這兩位作者在為梁啟超作傳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視角，就是他們都有過近身的觀察，對於梁啟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們不同於其他傳記作家或學者寫的傳記只是依靠材料而缺少親歷，為此我特將此兩本書合在一起，稱為《我的師友梁啟超》。另外吳其昌的《梁啟超》於1944年出版（重慶勝利出版社）被認為是第一本寫梁啟超的傳記，（雖然1934年王森然寫過〈梁啟超評傳〉，但那畢竟只是單篇論文），具有其開創的貢獻。而在吳其昌之後，就是毛以亨所寫的《梁啟超》，它是1957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可說是在梁啟超的傳記史上，分別是第一本及第二本，有其開創之功，也因此將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有其特殊的意義。
吳其昌（1904－1944）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是徐志摩的表弟，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和王國維，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和宋史，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深受兩位導師的賞識。時人以為：「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的衣缽；發為文章，則一秉梁啓超的文心。」，洵為知言。之後，自1925年11月開始，吳其昌並專責記錄和整理梁啓超的清華講稿，此後梁氏多篇演講稿均經其手而成文的。1927下半年始，吳其昌甚至搬到天津梁家，協助梁氏處理文案。次年，得梁啓超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開始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1929年1月，梁啓超病逝。9月靈柩安葬時，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充滿深情的〈祭梁啟超先生文〉亦出自其手。他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
憶我初來，稚態未薙。如拾土芥，視天下事。潑瀋疾書，一文萬字。古傑自儕，時賢如沬。讀未盈卷，丟卷思嬉。清華芳樹，故解人媚。況有晚風，往往動袂。華燈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讎，三四為隊。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群囂雜對，如儈呼市。畫地指天，語無倫次。師未嘗慍，一一溫慰。亦頗有時，伸手拈髭。師居慈母，親我驕兒。雖未成材，顧而樂之。此一時也，而如隔世。
此外，吳其昌還撰寫〈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等文章，而這些文章為梁啟超真實身影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相關報導： 15歲的徐志摩，就懂得抱梁啟超大腿！單打獨鬥不如站在巨人肩膀上，他用3方法拓展人際圈 ｜ 更多文章 ）
1943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為發揚文化傳統、凝聚民族精神，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時，特邀吳其昌承擔《梁啓超》一書的撰著。因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學嚴謹，可說是不二的人選；而吳其昌既感師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己任，慨然應允。他不顧自身病勢沉重，他在1944年1月20日給主編者潘公展、印維廉的信中寫道：「……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打草稿，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誤交稿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逾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翼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而在1944年1月30日，吳其昌在給侯堮的信中又說：「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啓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而這書稿完成之後的一個月，1944年2月23日，吳其昌因因肺癆咯血病逝，《梁啓超》是他的絕筆之作。該書雖只五萬多字，卻飽含深情地記述了梁啓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學術思想，其書的風格、體例和梁啓超寫的《李鴻章傳》類似，吳其昌也成為唯一一位為梁啓超立傳的弟子。北大教授夏曉虹說：「（吳其昌）將生命的最後時日奉獻給自己的導師，得學生如此，梁啓超應該很滿足了。」而吳其昌實踐了梁任公「國難當頭，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之誓言。他的《梁啓超》亦因之以「半部梁傳」之名，譽滿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