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
這兩位作者在為梁啟超作傳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視角，就是他們都有過近身的觀察，對於梁啟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們不同於其他傳記作家或學者寫的傳記只是依靠材料而缺少親歷，為此我特將此兩本書合在一起，稱為《我的師友梁啟超》。另外吳其昌的《梁啟超》於1944年出版（重慶勝利出版社）被認為是第一本寫梁啟超的傳記，（雖然1934年王森然寫過〈梁啟超評傳〉，但那畢竟只是單篇論文），具有其開創的貢獻。而在吳其昌之後，就是毛以亨所寫的《梁啟超》，它是1957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可說是在梁啟超的傳記史上，分別是第一本及第二本，有其開創之功，也因此將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有其特殊的意義。
吳其昌（1904－1944）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是徐志摩的表弟，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和王國維，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和宋史，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深受兩位導師的賞識。時人以為：「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的衣缽；發為文章，則一秉梁啓超的文心。」，洵為知言。之後，自1925年11月開始，吳其昌並專責記錄和整理梁啓超的清華講稿，此後梁氏多篇演講稿均經其手而成文的。1927下半年始，吳其昌甚至搬到天津梁家，協助梁氏處理文案。次年，得梁啓超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開始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1929年1月，梁啓超病逝。9月靈柩安葬時，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充滿深情的〈祭梁啟超先生文〉亦出自其手。他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
憶我初來，稚態未薙。如拾土芥，視天下事。潑瀋疾書，一文萬字。古傑自儕，時賢如沬。讀未盈卷，丟卷思嬉。清華芳樹，故解人媚。況有晚風，往往動袂。華燈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讎，三四為隊。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群囂雜對，如儈呼市。畫地指天，語無倫次。師未嘗慍，一一溫慰。亦頗有時，伸手拈髭。師居慈母，親我驕兒。雖未成材，顧而樂之。此一時也，而如隔世。
此外，吳其昌還撰寫〈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等文章，而這些文章為梁啟超真實身影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1943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為發揚文化傳統、凝聚民族精神，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時，特邀吳其昌承擔《梁啓超》一書的撰著。因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學嚴謹，可說是不二的人選；而吳其昌既感師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己任，慨然應允。他不顧自身病勢沉重，他在1944年1月20日給主編者潘公展、印維廉的信中寫道：「……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打草稿，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誤交稿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逾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翼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而在1944年1月30日，吳其昌在給侯堮的信中又說：「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啓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而這書稿完成之後的一個月，1944年2月23日，吳其昌因因肺癆咯血病逝，《梁啓超》是他的絕筆之作。該書雖只五萬多字，卻飽含深情地記述了梁啓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學術思想，其書的風格、體例和梁啓超寫的《李鴻章傳》類似，吳其昌也成為唯一一位為梁啓超立傳的弟子。北大教授夏曉虹說：「（吳其昌）將生命的最後時日奉獻給自己的導師，得學生如此，梁啓超應該很滿足了。」而吳其昌實踐了梁任公「國難當頭，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之誓言。他的《梁啓超》亦因之以「半部梁傳」之名，譽滿天下。
吳其昌的《梁啓超》還有一特色，是很多歷史細節，他還可聽到傳主梁啓超的親自講述，例如戊戌死難中的譚嗣同他精忠壯烈的行為，尤為可泣鬼神，可風百世。吳其昌除了在傳中引述梁啟超所寫的〈譚嗣同傳〉之外，他還記述：「這壯烈史跡，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遍，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著三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縱橫，其昌也不覺熱淚奪眶。」而同樣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劉光第父子殉國說：「君（劉）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而吳其昌則補充說：「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為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案：劉光第）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歲或十六歲，倉促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這些細節場景的描述，非得之當時親歷親聞者的口中，是無法詳述的，所以吳其昌的《梁啓超》某些部分還可稱為口述歷史，較之後來的人所寫的傳記更為珍貴。
毛以亨（1894—1970），字公惺，浙江江山人，1910年春，考入杭州府中學。同學有徐志摩、郁達夫、毛準（子水）、姜立夫等人。1911年秋，參加辛亥革命。後來考入國立北京大學，在校時任北大閲書報社幹事。1923年2月，獲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7月，離歐返國；同年秋，任公立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政治系教授。1926年5月，隨馮玉祥、徐謙、李鳴鐘等至莫斯科，1927年脫離政治，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後歷任國立北京大學、私立上海法科大學等校教授，私立大夏大學文科史地系主任，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預科主任兼教授，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凡二十年。
毛以亨的《梁啟超》寫作緣起，也是由於他有機緣得見梁啟超之故。他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於1918年12月，由上海乘日輪「丸善丸」赴法國留學。其時梁啟超偕蔣方震（百里）、張君勱、丁文江、徐新六、劉崇傑等人赴歐考察，適與毛以亨同船。同船之五十日，朝夕相處。毛以亨說：「1919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接著說：「回國以後，我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也因此毛以亨非常用心地去寫這本《梁啟超》，他在該書自序最後說道：「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爲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尙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
以研究梁啟超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說：「在1949年以前，只有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指導的學生吳其昌寫過半部《梁啟超》，1944年出版。因吳同年病逝，此書並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寫到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梁之事業其實剛剛開始。所以，從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啟超》應該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啟超傳記。此書出版後，伍憲子（名莊，梁之萬木草堂同學，後任中國民主憲政黨主席）曾發表書評，認為『其持論很公平』，『能將梁啟超真相畫出，是一部有價值之書』，甚至稱讚毛氏的評論『說得極有分寸，亦極中肯』，因謂『毛氏可算任公知己』。不過，此書的價值長久不為人知，直到1975年，才又在臺灣出了一版。」然而由於毛以亨長年在香港教書，書又是在香港出版，當時香港出版品不能進到臺灣，因此閱讀到此書的人甚少。雖然1975年臺灣曾有翻印過，但當時毛以亨已經過世了，該書也無法好好宣傳，所以流傳亦不廣。
毛以亨曾歷任北大、平大、暨南等校教授，精研史學，卓然有所見。他的《梁啟超》，原本是當作青年讀物的，因此不容有專論學術的篇幅，也不能寫得太繁瑣而枯燥乏味，而梁啟超又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人，因此作者以少年讀書時期（1873-1894）、維新運動時期（1894-1898）、流亡辦報時期（1898-1912）、民初從政時期（1912-1919）和文化運動的晚年，來分別論列不同時期的梁任公，可說相當允當。而作者文筆生動，引用資料極為翔實，在評論上更有其見地。
例如他談到：「康梁之不同，有出於先天者，有源於性格者，有基於學術之立場者，有因於做事之手法者。如認識南海與任公者，則知其不特外表上相反，即其內心上亦極為差異。以外表言，南海和易易與，而任公則壁立千仞。南海如瀟灑出塵的神仙，任公若龍蛇飛舞的壯士。以內心言，南海爲仁者，故常優柔；任公爲智士，故多果斷。南海爲敎育家，故精華外露；任公則爲實行家，故勁氣內斂。只以救國維新主張相同，而其時彼此不盡相知，故戊戌時代曾合作過一次。然以精神上之根本差異，故無法再度爲眞誠之合作。至師生之名分，所用以維繫其關係者，抑亦末矣！」這是作者獨到的見解，對此他更進一步地說明：「我們分析康梁之異同，並無抑南海而揚任公之意。無論在政治上與學術上，皆各有短長，而並無軒輊。特以改良主義，南海實其創造的開山老祖，而任公則爲廣大山門之人。觀於任公之愛護南海，唯力是視，不以其主張之不同，與政治無成就，抹殺南海。則我們之不應抹殺康梁，以自鳴高，爲顯然了。」可說是極為中肯客觀之論斷。
《我的師友梁啟超》有別於其他梁啟超的傳記，是兩位作者都嘔心瀝血、兢兢業業來寫出他們心中的梁任公，對吳其昌而言是他與病魔搏鬥的最後絕筆之作，對毛以亨而言更是「全以敬恭寅畏之情」來寫。因之陳寅恪在1945年，也就是吳其昌的書出版沒多久，就寫了〈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開頭就說：「
任公先生歿將二十年，其弟子吳子馨君其昌，始撰此傳。其書未成，僅至戊戌政變，而子馨嘔血死。傷哉！」
而毛以亨的書，張君勱也為其寫序，其中說：「任公先生一生所為，誠有前後矛盾，如其自言不屑以今日之我與明日之我宣戰者然，正以此故，任公先生之目的爲革新爲進步爲現代化。」因此「追念先生對於吾國之功績，應表而出之者也。」。這都是前輩學者如陳寅恪、張君勱等對此書看重之處，兩書自不應以等閒視之也。
＊作者蔡登山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本文選自作者新編《我的師友梁啓超》（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