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以亨（1894—1970），字公惺，浙江江山人，1910年春，考入杭州府中學。同學有徐志摩、郁達夫、毛準（子水）、姜立夫等人。1911年秋，參加辛亥革命。後來考入國立北京大學，在校時任北大閲書報社幹事。1923年2月，獲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7月，離歐返國；同年秋，任公立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政治系教授。1926年5月，隨馮玉祥、徐謙、李鳴鐘等至莫斯科，1927年脫離政治，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後歷任國立北京大學、私立上海法科大學等校教授，私立大夏大學文科史地系主任，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預科主任兼教授，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凡二十年。
毛以亨的《梁啟超》寫作緣起，也是由於他有機緣得見梁啟超之故。他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於1918年12月，由上海乘日輪「丸善丸」赴法國留學。其時梁啟超偕蔣方震（百里）、張君勱、丁文江、徐新六、劉崇傑等人赴歐考察，適與毛以亨同船。同船之五十日，朝夕相處。毛以亨說：「1919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接著說：「回國以後，我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也因此毛以亨非常用心地去寫這本《梁啟超》，他在該書自序最後說道：「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爲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尙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
以研究梁啟超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說：「在1949年以前，只有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指導的學生吳其昌寫過半部《梁啟超》，1944年出版。因吳同年病逝，此書並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寫到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梁之事業其實剛剛開始。所以，從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啟超》應該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啟超傳記。此書出版後，伍憲子（名莊，梁之萬木草堂同學，後任中國民主憲政黨主席）曾發表書評，認為『其持論很公平』，『能將梁啟超真相畫出，是一部有價值之書』，甚至稱讚毛氏的評論『說得極有分寸，亦極中肯』，因謂『毛氏可算任公知己』。不過，此書的價值長久不為人知，直到1975年，才又在臺灣出了一版。」然而由於毛以亨長年在香港教書，書又是在香港出版，當時香港出版品不能進到臺灣，因此閱讀到此書的人甚少。雖然1975年臺灣曾有翻印過，但當時毛以亨已經過世了，該書也無法好好宣傳，所以流傳亦不廣。
